在原始社会中，不论是食物，衣服，还是女人，各种资源都极其有限。最初的统治者，原始的父亲形象，占有了所有的快乐与权力，与此同时，又以父亲的权威威胁他的儿子们，逼迫他们节制，催促他们工作，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保持种族的延续。这样一个原始的父亲形象，及其人类记忆里最初的统治，树林了后世基于压抑与节制的文明。但这样的压抑必然导致儿子的反抗。只是由于反抗的对象是他父亲，于是反抗也就带有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体现为憎恨，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模仿、替代父亲的渴望。最终，那位弑父的儿子替代了自己的父亲，得到了快乐与权力。他成为了新的统治者，也就是新的父亲形象。反叛同样带来的还有原罪。但究其本质，原罪并非一种罪孽，『因为它所反对的是本身有罪的人』。但无论如何，原罪所带来的负罪感却长久地存在下去，并永远地萦绕于文明之中。

在马尔库塞首先引入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的概念，前者是社会存在放入基本前提，后者则是为了维护社会统治的一种手段。他以一夫一妻制为例，这样的社会规则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种以家庭为对象的统治。然而，这样的制度实际上则是对人类本能的压制，而实现这类压制的方法是对特定对象的污名化。

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自由都是虚假的，是派生的不彻底的自由，其前提在于放弃完全的满足，放弃本能中的快乐原则。而只有在充满幻梦的艺术或者纯粹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中，记忆与本能才能得到充分解放。于是理性认知让位与本能，被禁忌的形象与冲动开始说出被理性否定的真理。

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奴役的社会，只是通过将奴役合理化，通过将奴役与自由的概念相结合，表面上看，这样的奴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繁荣，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应当知道，目前社会的本质仍然是贫困与剥削，而我们如今得到的自由也只是虚伪的被施舍的自由。

弗洛伊德说：“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存的法律和现存的秩序制度。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这个观点现在已被视为当然了。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即个人由此遭受的苦难是否相当于文化的恩惠，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探讨，特别是自从弗洛伊德本人也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以来，更是如此。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

所有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它们的解放，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

这种限制表现了一个特别具有倒退性的特征，这就是有力地而且通常是系统地、有意识地使本能领域与理智领域相分离，使快乐与思想相分离。这是一种由社会强加于个体，同时又由个体将其作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再生产出来的最隐蔽的异化形式。

确实，可以在现存社会框架内出现非压抑状态：从礼服和便服的噱头到情感生活和理智生活的更淫乱的附属品。但在现存社会中，这种抗议变成了安定和顺从的工具，因为它不仅根本没有触及罪恶的根源，而且还证明了人的自由可以在一般的压迫框界内实现。这些个人的自由可以实现而且确实在实现，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总的奴役状态使它们具有了一种倒退性质。先前，在正常状况下，摆脱压抑乃是一小撮上层阶级的特权；只是在偶然条件下，它也为大多数下层人民接受。相反，发达工业社会把这种对压抑的摆脱民主化了，使之成为某种补偿，以巩固允许这种摆脱的政府和实行这种补偿的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强调，在现时代，心理学概念成了政治概念，以致私人的、个体的精神成了一定程度上心甘情愿的容器，里边储藏了为社会所欲求、对社会所必要的志向、感情、满足和内驱力。

因此，本书提出了非压抑性生存方式这个概念，旨在表明，向现阶段文明有可能达到的新阶段过渡将意味着，使传统文化颠倒过来，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要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
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这样一种生存，如果可能的话，也只能是社会发生质变的结果。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意识及其要求的对价值的彻底重估，必须在一开始就为这样一种变化指明方向，因此，甚至在建设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时，就必须发挥作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关于压抑逐渐消除的观点才是社会变化的原因，而在所有其他方面，它都只能是结果。

正是这些成就在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即为维持统治者利益服务。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越来越变为技术的、生产的甚至有益的统治；因此在工业社会的最发达地区，人们同统治制度的协调与和解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以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加以阐述和实践，只要精神能顶住公共的势力，只要私人性是实在的、是可以实在地期望的、并且是自我形成的；但如果个体既无能力又不可能自为存在，那么心理学术语就成了规定精神的社会力量的术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心理学来分析社会政治事件，就等于在从事一种恰恰被这些事件宣布为无效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正好相反，就是要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

本书之所以运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这些范畴已变成政治范畴。人在现时代所处的状况使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有效，因为原先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个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其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