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2015年底就88岁了,我老伴儿叫我“老头子"。一个老头子的确有足够长的人生经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足够多的人生经验。

一个人如果庸庸碌碌地活,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生经验的。回想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做得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我十几岁在家乡时就帮着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

几十年来,我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不管在什么阶段,在什么年龄,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事,一个人不虚度时光,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人生才有价值。

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且我有十分的认真态度,做哪一行就尊重哪一行的规律。学习多、了解多、实践多,心里就有足够的谱气。无论以前在玉溪厂还是今天种相,我取得的一些成绩,总有人说“学不会”。其实,只要你努力掌握事情的规律,并且有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觉得完全可以学会。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规律,恪守本分。曾经有人评价我是这个国家最有争议的人之一,我的人生的确也起起落落不过,活到今天,我觉得一切都是经历,都是财富。没有那些得到,没有击,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

我人生里没有服过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价值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犹如当年被打成“右派”,褚时健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了自己心态一样,这次,他对生活的钝感力再度帮了他的忙。

最开始的探监不容易,冯德芸第一、第二次去,申请了差不多一个月,探望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边上监看,见面气氛并不轻松。但慢慢就越来越放松了,监狱的管理人员不再跟着,有时他们还能和褚时健聊上两三小时,这大概和褚时健的情绪平稳也有关系。冯德芸有时会拿上几条烟和十几箱自己村里种的水果给褚时健,他们的褚大爹一般会让他把水果留下,烟带回去。因为他的小房间里已经放了不少烟在探望他的人群里,烟草界的人占了大多数,他在这个行业的威名一直都在。水果他会留下,然后回头招呼给自己做饭的小伙子或者狱友:搬几箱走!拿去吃。

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整理图书室的图书,登记一下借出和还回的书名。因为还有一名小伙子经常帮他的忙,所以这几乎是一项若有若无的工作。不值班的时候,他很喜欢到监狱后面的山上去走走,这也是给予褚时健的特殊权利,允许他在两三平方公里内自由活动,但必须要有人跟着,因为担心褚时健想不开做冲动的事情,监狱方无法交代。

有了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褚时健便在不用值班,也没有人来探望的时候,常常往监狱后面的小山上走走。山上有一户人家,大概是帮着监狱干点活儿的。褚时健发现这户人家后,每次散步就走去他家聊一聊,有一次聊高兴了,还把这户人家养的鸡杀了一起吃了,因为褚时健说他做的辣子鸡很好吃。

管教人员对他都很和气,并不和他讨论他的案情,只是关心他的生活,和他聊天。他说:“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怕我自杀。”管教人员的确害怕褚时健想不开,他们知道褚时健的特殊和案子的特殊。冬天的时候,南京的寒冷让褚时健有些受不了。江南的冬天是刺骨的冷,看守所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褚时健一入冬就感冒了。正巧检察院的人到看守所向褚时健问话,一位女检察官马上出门给褚时健买了羽绒服和被子

没有这些管教人员和那个女检察官,我恐怕在南京的时候就病倒了。”褚时健说。

在南京酷热的季节,他有时会想到差不多40年前,1959年在元江红光农场,他也是被打倒,也是身份骤变,也是暑热难支。只是,那时的“右派”俯拾即是,如今他却是万人指责的焦点;那时他不过30岁出头,如今却年近古稀;那时他还是自由之身,如今……

我一听心里太着急了,这个文件我连听都没听过。如果按照国务院出14条,我完全合乎规定,谁还会记得20年前有这份文件,更何况20年前我也没听说。但计委的人不认这个,他们只拿着老文件说事儿。

我只能去找更上一级领导了,好在那时还能找到一些国家领导和他们直接对话。我就去找当时国务院负责管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我挑了晚上的时同去,想着能安静点说话。我先和他聊了些工厂的发展,说到我们取得的成绩,他同我:“发展这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要把规模扩大?”哎呀!这话就问到点子上了,我赶紧说:“邹副总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我们发展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把情况就汇报了,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报告掏出来,说“你事情太多,容易忘记,我们这件事又不能停。你看报告我都拿来了,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邹家华一下笑起来了,他说:“你个老褚,你大晚上上我家我一晚上,原来你是连报告都写好带来了。”我很不好意思,一股劲儿解释我是着急了。邹副总理也是好脾气,也说他是开我玩笑。然后他给我在报告上写了两行字。

这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拿着这份报告去国家计委,他们还笑我:“老褚,有事好商量嘛,你怎么通天去了。”我心想我要是不通天,我就背大事儿了。

真是处处险境啊,那时我偶尔就想,还是人家做私人企业的比较轻松,就算闯祸也大不到哪儿去。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心里有事,不会醒不过来。”褚时健说自己自从烤酒,从来没有把苞谷蒸煳过,这个连村里同样烤酒的大人都做不到。母亲也觉得大儿子神奇,半夜曾经悄悄走到酒坊看儿子,见儿子有模有样地在添水加柴,灶上的甑子徐徐冒着白烟,做得比以前的师傅还从容,她才彻底放了心。“我和我妈关系好,她很了解我,所以一直对我很放心。”褚王氏自己也守过酒坊,知道其中的辛苦,但她从来不对儿子说过多担心或交代或安慰的话,这大概就是母子间的默契。

褚时健对生物钟自如掌控的本事一直到80多岁后依然没有减弱,他的孙辈都知道,如果第二天和爷爷约好几点一起出发去某地,最好提前一小时就到约好的地方,因为爷爷只有早没有晚的时候。而且,他从不用闹钟。“我自己脑子里就有个小闹钟。”

对于儿子如此忽略学业,在家的母亲并非不知道,但家务繁多,家里还有三儿一女四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是生计,是从早到晚庄稼的长势、家里的一日三餐,儿子的学习状况她实在没心思去管。而褚时健的父亲长年在外,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儿子的学业。在那样的年代,在偏远的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人家,远远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精力顾及下一代的学业和未来。尽管他们知道读书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他们而言,送孩子上学已经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最好交代了。

褚时健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爱上学读书的人,但在他记忆里最初那几年的上学时光却充满了美好和乐趣。这些快乐与乡村有关,与铁路有关,与江
有关…大自然给予了他生命最初的灵气和领悟。

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褚时健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光寥寥无几,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阅读,无论在任何一个生活阶段,他在睡前都要看几十页书。

当我们在述说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时,总是眷恋于大起大落的那几段。可生活真相果真如此吗?在我采访过凡十位商界强人之后,在和褚时健老先生倾心交谈了无数次以后,我坚信一点:传奇有时更源自不期然的际遇,而强人之所以为强人,乃是在简单的、平静的、世俗的生活下隐藏了巨大力量一一我希望找到褚时健身上这样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我相信对强调个体性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以一个“英雄”、一个“悲剧的励志者”为前提去解读褚时健,我想我会得到许多口号式的故事,这不是我希望的,我也不好意思把这样的“鸡汤”倒给读者们。如果更多人愿意去描绘波澜壮阔的大海,我宁愿在我的书里呈现的是那些汇成大海的悠长江河、涓涓细流。

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觉得禇时健堪称完美。

移民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去芜存菁岁月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保留了强势的、优秀的文化。

只是历史不容回头和假设，发生的就是合理的。

通过以路换甘蔗、以酒换甘蔗这些办法,褚时健得到了糖厂发展必需的料。他后来回忆曼蚌糖厂,说这些经历让他想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