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换--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

逆转人性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人性的脆弱。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
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
的理论。

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
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
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
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

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

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向上拉平，向下拉平。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罗素：最大的不公平是知识的差异。

莱蒙托夫：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
痛哭是灵感的源泉。
……
别人的痛苦才是你的艺术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木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