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就想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是会回来的。

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

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新奇。

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贯性，到死方休。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

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到理性的轨道上。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

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

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

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坚硬不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

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所以暗下决心保持沉默。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

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振奋。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一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他希望到处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一般来说，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我上大学时，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

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

一个人想像自己不懂得的事很容易浪漫。

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

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评价、这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这句感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然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

凭良心说，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我把这叫做浪漫。

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认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才是“无”。

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来个样子来，这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我宁可做一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人家有几样好东西，活的好一点，心情也好一点，这就是轻狂。非得把这些好东西毁了，让人家沉痛，这就是不轻狂。

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

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总是让人敬重。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

我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但是，为时已晚。大好年华已经空过，哎，蹉跎岁月，不说也罢！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别人的痛苦才是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是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

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投入研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熬法嘛。

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的嚼。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

正如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

在思想真空里煎熬。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疴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如果说，孔孟程朱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些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多年，实在太过分。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指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

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好些。

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缴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那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假如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

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是世界上的一切人当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点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有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责任感。

话语即权力，或者说，权利即话语。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

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更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儿，再加上把八个样板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就知道下一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

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

水游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京
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
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分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则以货主自居。

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长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子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

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

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算草纸,可以说撕就撕,所以到后来我不上山下乡时,已经老了好多。但是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干万人中的一个。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保不准还会有的。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置犯,那才叫作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

在美国,教会、军队,还有社会的上层人物,受宗教和等级约,时常犯有假正经的毛病,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种幽默但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幽默,道理是明摆着的:这里的权力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开玩笑会给自已带来麻烦,我喜欢说几句笑话，别人就总说:“你在五七年,准是个‘右’派。”一九五七年有好多漫家
都当了“右”派。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国家。于是,幽默在这个国家成了高深莫测的学回。

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已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编程也好,解几何题也罢,一开始时,你总是很笨的。不用蒙师来打手板,也不用学官来打屁股,你自己心里知道:程序死在机器里,题也做不出来,不笨还能说是很聪明的吗?后来程序能走通,题目也能做出来，不光有大便通畅只感，觉自己正在变得聪明—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子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