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省政府都渴望让刘端阳在其辖区开设数据工厂,提供人们急需的工作。在每个月里,地方政府都会向莫比嗨客支付每5千名本地工人5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公司共雇有30万名工人,所以每个月的政府资助就达300万元人民币。

刘端阳说,与2017年顶峰时期相比,如今公司接到的人脸识别标注的任务越来越少。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对医学图像的标注请求,让软件从中学习如何诊断疾病。还有无穷无尽的街景,一旦标注好,就可以让无人驾驶汽车了解它们将要驶过的城市。这些标注任务难度更大。每个人都知道脸是什么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X光片上的肿瘤是什么样。标注这些疾病需要专业知识,这意味着莫比嗨客必须向标注员支付更高的酬劳。尽管如此,这些标注要求表明了几年后中国可能会广泛采用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服务。刘端阳表示,明年他将把员工队伍扩大50%。

没有这种数据标注基础设施,中国的人工智能服务就无法起飞。像莫比嗨客这样的标注服务使阿里巴巴能够创建强大的机器学习服务,例如淘宝基于图像的产品搜索。阿里巴巴的购物者可以在实体商店里拍下某件商品的照片,然后立即被导向可以买到它的淘宝页面。阿里巴巴每天处理十亿张这样的图像。它还依赖已标注数据来实现在其盒马品牌零售商店中部署的机器学习算法。在这些时尚的新超市中安装的摄像头可以跟踪商店中的购物者,并识别他们从货架上拿走的商品。

刘端阳是中国最大的数据工厂莫比嗨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最贫穷的省份雇用了30万数据标注人员。每名标注员每天工作六小时,为一连串人脸、医学图像和城市景观做标注。莫比嗨客把数据流推给他们,就好像有一条数字传送带一样。然后他们处理数据,为机器学习创建课程提纲。他们可以把它关掉去上个洗手间,但也仅此而已了。他们不能选择要标注的数据,数据已经为他们做出了选择

刘端阳称,莫比嗨客的诀窍不仅在于数字,还在于该公司向工人高效分配标注工作的方法。它的做法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向客户推荐产品的机器学习系统类似,只不过它不是向购物者推荐商品,而是将标注任务分配给工人。首先,它会在员工执行标注工作时收集数据。刘端阳说,公司记录了工人的目光、鼠标移动和键盘击键。它也记录下工人正在执行哪种数据标注任务,是医学图像标注还是文本翻译等等。他说,通过根据任务类型衡量绩效,就能够找到在某些任务上尤为娴熟的工人,并将这些任务分给那些工人。

当莫比嗨客的客户向这家公司提供任务时,所有这些都会自动发生。刘端阳说,经过最精细的调整,这些系统使他的员工队伍几乎可以实时对数据进行分类。在为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的流行短视频应用抖音“工作时,他说自己的数据标注员们处理抖音的自动化系统无法判定是否为色情的图像。莫比嗨客向数百或数千名人类员工推送这些可能属于色情的图片,而他们就像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一样,在看到时就知道它是不是色情。然后,公司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将汇总的答案返回给抖音。

互联网的颠覆性力量生根之时,他的理论以一种强有力的简洁抓住了时代精神。他的理念并不是全新的创造。就管理学思想而言,颠覆性创新比不上复式记账法,甚至也不如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克里斯坦森的理论部分源自于此)。但是迄今为止,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从小型钢铁厂对钢铁行业的冲击等各种例子中总结出商业洞见。几十年后,在Hays剃须刀对传统品牌吉列的冲击中,这种洞见再次得到验证一这种恒定性令人愉悦。

简而言之,克里斯坦森认为,大公司之所以无法预见自己被颠覆的命运并非因为愚蠢,而是由于它们的极度理性。它们去做“正确的事”,专注于为最优质和最能贡献利润的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往往到了过度设计的地步(一个下巴能用得着多少片锋速和锋隐刀片呢?)。但是如果这令它们忽视了那些资金不足的后起之秀的威胁,认为这些小公司推出的较廉价产品针对的市场不起眼而不足为患,那么它们其实就是做了错误的事“。这些竞争对手一旦转入高端市场,直击要害,其威胁可能很快变得攸关生死。

在当时,这种洞见是相当激进的。在商学院看来,大公司拥有大量的资源、实验室和研究人才,显然比谁都更具创新力。《创新者的窘境》挑战了这种自满心态。它同时也鼓舞人心。它让创业公司深信,即使最优秀的传统企业也可能被推翻。或许正因如此,苹果的乔布斯和亚马逊的贝佐斯都是该理论的拥护者一一而且也能解释为何他们在颠覆了市场之后仍然永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偏执多疑。

若想要找最好的材料,有三个地方可以看看。

首先是情景规划。它起源于二战期间的军队,由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率先在工业界启用,使得这家公司能比其行业竞争对手更快、更有效地应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种规划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把所有东西押注在单一预测上,而以一组可能发生的前景来检测未来项目和计划。绘制出几种未来场景,决定如何应对它们,识别它们将要到来的早期迹象。如果美国退出北约,如果抗生素失效,如果 Facebook撤出欧洲,会怎样?这些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想一想假如它们发生你该做什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维拓展训练。

第二个猜想领域是科幻。认为科幻主要是预测性内容是错误的。它对未来的沉思往往是对现状的评论。从机器人到气候混乱,再到性别政治,许多科幻作者把当下的忧患在逻辑上发挥到极致,探讨其含义和影响。因此,科幻可以作为技术、社会和政治趋势的前视雷达。但它确实也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直接槊造了未来—一科技行业里到处都是试图让幻梦成真的人。

最后一个猜想类别是企业人类学和趋势预测。许多大公司雇用行走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来寻找边缘案例”——那些尚未被广泛采用、却有潜力在全球流行的新兴技术和行为的样本。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就说过,“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而已。"20年前,日本女学生用能拍照和下载应用的现代智能手机引领潮流,而现在我们人人都是日本女学生。接下来是什么?现金灭亡?蘑菇做的衣服?人造肉?趋势预测者常是错的,但那些他们认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仍然值得关注一一兴许他们说对了呢。

Paypal舒尔曼属于这样一批首席执行官:鲜为人知、并非公司创立者,却让陷入停滞的公司提升了业绩。长期担任教育技术公司Cheg老板的丹罗森维格( Dan Rosensweig)也不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给这个群体取名为“再创始人"。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可能是最符合这个名号的老板。此外还有软件公司 Adobe的山塔努.纳拉延( Shantanu Narayen)和思科的查克罗宾斯( huck robbins)等。作为局外人,他们能积极拥抱新战略,而不会受制于创始人当初的设想。

成立西湖大学的目的之一是开展比公立大学更宏伟艰巨的科研项目。“施一公的梦想非常打动我,"曾在美国工作的研究员唐鸿云说,“这里的学术氛围就像美国。我们都梦想着干一番大事业。"他的同事李旭也是来自美国的海归,在他看来,其他中国高校“只追求好的发表结果,却不想着做有意义的研究”。李旭说,西湖大学的创办者希望研究人员“不要专注在小事情上,而要有大发现”。施一公的雄心并不止于办学。他的目标是通过为现行教育体系增加一个维度,让中国更具创新力。他感叹,过去400年中国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远低于它本应达到的水平。“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等到学生进入大学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创新潜能。"他说。他认为,如果精英大学不仅仅依据考试分数来录取学生,而是还考量其智识的成熟度和社会责任感,那么就会影响中小学的教学方式,进而改变孩子们的思维方式。“西湖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这样的精英大学。我们未来的成功将会鼓励众多后来者出现。”

如果西湖大学不成功,曾在清华大学担任学院院长(算是在中国的学术阶梯上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的施一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他有利的一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一项目明确予以支持。习近平之前就曾准许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试验。20o2到2007年间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邀请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肯恩大学(KeanUniversity)来浙江办学。如今,温州肯恩大学运转良好。习近平希望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强国,还会成为一个智力强国。对施一公构成挑战的是学术界的彼此较劲以及中国的保守主义传统。“所有人都在看他会不会成功,"一名同事说,“这是一场大冒险。

诺伊曼认为这种内部专长将打开新的收入来源。他估计大多数增长都将源自新产品,例如" Powered by We"。这
项服务能把 WeWorkl的设计和运营能力应用到客户的办公场所,为客户改造现有的办公室。这项服务已经吸引了
3o家企业。

wewoκk还希望在改善企业文化方面为客户提供建议。哈佛商学院编写的一个案例研究中描述了 WeWork即将推出的一个产品。预计 We Work将通过该产品,运用自己的一系列方法( WeWork称之为“文化操作系统”)来帮助企业转型。诺伊曼发现,企业对客户的照顾往往远胜于对自己员工的关怀。此外, WeWork还为会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例如创业公司的第三方健康保险,这些服务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在不断增长。 WeWork已经收购了美国的编程培训职业学校 Flatiron Schoo,为会员提供计算机编程课程。最近它还推出了 WeWork labs,为创业公司提供服务和助益,包括来自资深企业家的指导、为它们与大公司的合作牵线搭桥等

WeWork的野心不止于办公空间。诺伊曼目前正在和特斯拉与 Spacex的老板伊隆·马斯克竞标,争夺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大片公共土地的开发权。除了联合办公空间外,该综合项目还将包括 WeWork设计的幼儿连锁学校
Wegrow,以及它正在推动的“共居公寓"项目 Welive。位于 WeWork纽约总部三楼的第一所 Wegrow学校将于今年
秋季开课。两处共享公寓已经开放,分别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和华尔街。

至于公司令人晕眩的估值,wewoⅸk设计了一种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称之为“社区调整后 EBITDA"。这个指标剔除了与扩张相关的成本,但保留了运营现有物业的成本。尽管名字有点标新立异,但分析师认为这个指标是合理的,类似于分析零售商时将“同店”销售和新店销售做出区分。2016年, WeWork现有办公空间的社区调整后EBITDA利润率为2‰%。由于入住率提高和规模经济扩大,去年该利润率上升至27%。民森预计到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3o%。

扩张成本也在下降。 WeWork使用的一个衡量指标是开辟新办公空间时的净资本支出。这项支出已经从2015年的
每张办公桌10,88美元降至2017年的每张办公桌5631美元,预计今年将降到约4000美元。出现这种下降趋势的原
因是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和垂直整合。来到曼哈顿莱克星顿大道750号上正在兴建的办公空间,你会发现这是一
个令人惊讶的高科技建筑工地,配备了对毛胚房的3D激光扫描和对全球建筑活动的实时在线跟踪。首席运营官
詹妮弗伯伦特( Jennifer berrent)说我们可以系统性地确定将来会在一个城市增加多少张办公桌。在We Work,从签署租赁合同到入住只要四个月,而传统的房东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风清扬

这并不是说企业经营在中国正趋于衰落。事实上,马云的遗产之一就是带领人们转向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创业公司的文化。他的魅力和接地气的建议让他在中国企业家中享有神一般的地位。从生物技术到电动汽车等行业,风险资本家正在向各个领域里的成百上千家新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小型私营企业还将继续蓬勃发展。

但是比起20年前,今天更难产生像马云当年那样的颠覆性影响。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创新成果如今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市场地位。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正日益成为颠覆的最大绊脚石。共产党打定主意要在它认为重要的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早就确立话语权。因此,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胆识与活力堪比马云的新商业领袖。

正因如此,18世纪的英法战争期间,法国招募英国叛逃者来揭开煤炭技术的秘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从英国那里偷走了织布机和火车的设计。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效仿西方。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通过购买和偷窃从船舶到芯片等各方面的创意,实现了工业化。全球霸主大呼“犯规”不足为奇。比如英国,它在1719年通过了一项反对经济间谍活动的法案。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 Caspar Weinberger)担心高科技创意会向苏联大量流失—一苏联为它的经济间谍准备了一份叫作“红皮书的目标清单。

尽管如此,苏联人在计算机方面的成就还比不上在乔布斯家的车库里工作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Steve Wozniak)。毕竟,要想成功,从国外获取的创意还需要被公司和企业家吸收并商业化。一个途径是合同关系,比如外国直接投资或授权。另一个途径是不断窃取。但通常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包括对产品进行逆向工程、供应商透露的风声”,以及从竞争对手处挖走专家。全球化和互联网深化了所有这些渠道。由于生产链的全球化,企业的知识产权更加分散。如今技术专家的就业市场是全球性的。大批学生在海外留学。

美国可能会如何控制创意的流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个名为巴黎统筹委员会( COCOM的秘密机构对苏联实行军用物资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禁运。如今,要单方面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美国需要一种更具侵扰性和强制性的方法。要形成境外的震慑力需要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公司加以严惩,比如禁止其使用以美元清算的银行业务系统。而在国内,则需要一个“老大哥"式的监控机制。根据研究公司盛博( Bernstein)对领英的分析,在美国工作的人工智能专家中,有6.7万人是华裔。他们不可能个个都是嫌疑犯。

因此,在这个经济业已崩溃的国家的首都加拉加斯( caracas),脚手架等建筑业蓬勃发展的迹象随处可见。企
业需要将收入暂存在不会被通货膨胀抹杀掉的地方。另一种规模较小的应对物价飞涨的方法是新兴的"鸡蛋经
济”。鸡蛋比现金更能保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鸡蛋还是一种方便的货币。带六个鸡蛋可比带一箱钞票
容易多了。而且许多商贩也更乐意接受鸡蛋。

从委内瑞拉的灾难中可以得到诸多教训,包括对普通的储蓄者。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教训涉及个人财务。在稳定的国家,一个人储蓄不善的不良后果可能要在未来很久后才会显现,比如在退休后收入微薄,长期困顿。而在委内瑞拉,决策不当会带来灭顶之灾一—而且是很快。要小心翼翼地谋划才能维持生计。如果你手里攥着玻利瓦尔而
没有立刻去买必需品,一定会陷入困境。

也许比数字更重要的是学位学徒制所体现的态度转变。英国人对所谓学术”科目的热情总是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那个时代主张年轻绅土接受全面教育,这样才能在上流社会谈吐自如。如果说职业教育得到提倡,那只是局限于法律和医学等专业。制造业的工作是下层阶级的事情。久而久之,这种态度造就了太多诸如PE学科(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毕业生,却没有足够的工程师。这或许可以帮助说明很多问题,比如英国一直低下的生产率、脱欧乱局等等。理论太多,实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