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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最新力作，总结多年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之思想成果 ★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求解中国人的正义诉求与幸福生活来源 ★附赠作者亲绘课程配套全彩“心智地图集”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汪丁丁
  •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定价：99.80元
  • ISBN：72081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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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博客摘录
长期无视社会治理的成本问题，中国经济渐入中速或低速增长时期，不遵循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古训，谁支付社会治理成本？官僚体制积重难返的另一特征，也是经济学家早已看到的，就是官场中人不再考虑社会成本。因为，他们斤斤计较的仅仅是如何晋升。恰如韦伯所言，不论多么优秀的公务员，在这场晋升竞赛之中也逐渐成为猥琐不堪的小人，除非他们离开官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精英失灵——即占据精英位置的人群丧失了感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同时，那些感受到重要问题的社会成员无法占据精英位置（所谓“精英错位”）。
毛泽东充分懂得民主集中制的逻辑缺陷，因为，一方面，他反复强调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逻辑地，{少数人知道真相}+{少数服从多数}={群体性谬误}。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另一原则——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由于逻辑不通，或许恰好由于逻辑不通，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得以发挥作用。少数保留不同于多数的政治见解但必须服从多数决议。这样的革命党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实践表明，它必须非常地依赖于密谋——全体党员对外保守秘密（即内部政见分歧这一秘密）并且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必须与多数党员一样甚至更加准备为全党统一的行动献出生命。事实上，革命党的生存环境越是凶险，革命党内部就越难以容忍叛徒或可能的叛徒或少数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清党或肃反，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保持革命党的行动能力的组织手段。
知识社会里，不再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样的非本质性的划分，因为知识社会的财富源泉依赖于于知识如何分工以及每一位知识劳动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如何定价。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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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问题的核心,至少在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里,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最近我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发了一篇稿件,这篇文稿的作者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的中国城市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6(据“财新传媒”2012年12月10日的报道,是0.61)。还有位美国人 Martin Whyte2009年的文章,“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6,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就要发生推翻政府的暴动,英国19世纪上半叶基尼系数达到044就引发普选权和其他方面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中国什么事都不发生?因为心理承受力,中国人可以承受很高的不平等。为什么?我们以后要引述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篇调查报告。根据这篇报告,中国人有一种我称为“特殊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问题,于是可以承受很高程度的不平等。
我们请教法学家—中国很少有法理学家,中国有大批的法条学家—如果我们请教朱苏力,得到的回答将是:法学家只研究“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经济学家应当研究“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我记得最近有一则新闻,某一地方政府试图设立道德奖励基金）,用经济手段鼓励道德行为。我们知道,实施这一公共政策的后果很可能违背政策制定的初衷。因为,道德行为的判据源于行为主体的心性,所谓“自律”而非“他律”。经济激励可能激发的行为,是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
负责落实这一政策的政府官员,怎样区分这两种行为呢?又如果原本基于自律的某一行为在经济激励之下转化为他律的,是否还应获得奖励呢?从理论角度,我们说,道德或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件不应也不能成为公共的。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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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一代人的经验里,有比孔子距离更近的人,例如我常引述而且最推崇的克里希那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关于他的生活视频和著作,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例如,胡因梦翻译了他的传记,特别感人的一本传记。我下载了一些视频,是大约1984年他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公开演讲,还有一些视频是他晚期很可能临终之前的那几天,在印度为一群孩子讲课。精神自由的人,外在特点是怎样的呢?
在克里希那穆提的传记里,有一段描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沉寂了18年,没有人知道他。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开始出名,有了一批如萧伯纳、小赫胥黎和电影明星嘉宝这样著名的追随者。那时,他有一幢加州小屋,位于加州海边那片180米高的红森林( red woods)里,周围是荒原。他的传记作者普普尔,是他的一位女性追随者,在传记里描写他经常一出门就是十几天或几十天,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他回家之后神采奕奕,什么也不说,只说是出去散步了。在荒原里,没有粮食,怎么活呢?他说他从不吃饭,渴了有泉水,再吃一些野果即可。他不认为那是“辟谷”,他说那是“真正自然而然的生活”。他们又问他是否遇到蛇和狼之类的野兽是的,他回答,不过,那些动物路过他身边时嗅不到恐惧感,所以认为他不构成任威胁。我们知道,野兽不伤害婴儿,因为婴儿不知恐惧,赤子之心,纯粹天然。
我读这本传记得到的感受与我看他的视频得到的感受一致,就是精神自由的人的外在特点是“不外求”。自由表为“完全的自足”,这与中国古人的想像也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称为“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没有外在约東,因为从不外求。物质的匮乏、社会关系瓦解,以及自然灾害,所有这些约束都是外在的,都不能构成对心性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精神自由的人,完全在精神维度上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无关,所谓“超然物外”,或佛家所说“三界之外”的人。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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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由于家长们的教养不足,更由于幼儿园教师们的教养不足,我们的孩子们的幼年教养远不是完善的。例如,我们常常看到被父母和祖父母们宠坏了的孩子,他们的行为特征是,要么过于仁慈以至于无法形成正确的是非标准,要么过于自私以至于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我们有时也看到一些被遗弃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爱或任何人的呵护他们在垃圾堆旁边的生存竞争中熟悉了“弱肉强食”法则。固然,这一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原始正义相关,但仅仅凭着这一法则,却不能养成被我们称为“正义感”的道德情感。
基于观察,我们几乎可以简单地把政治家的品格定义为正义感与仁慈感按照特定比例混合所得的那种气质。这一特定比例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各伦理学》和《政治学》里推崇的“中庸”——对任何行为的各种极端情形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也就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推崇的“合宜”—在每一情境内保持最恰当的举止、态度、情感。
未来的中国社会,必是政治的。未来的中国政治,非有政治家而不能有公民生活的政治升华。未来中国的政治家的数量的多寡及质量的优劣,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养,取决于这些孩子们能否形成被称为“高贵比例”的正义感与
仁慈感的恰当比例。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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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求解正义:关注政体改革
我们要逐渐进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哪些议题?首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有强烈的正义诉求,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再拖延下去,必须提上日程。正义问题的求解在中国也一样,必须落实为一套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那么,怎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心态。中国的政治领袖要想留名史册,而且要想造福社会,最可能同时满足这两大诉求的,就是“修宪”。宪法共产党修改了多次,国民党也多次修宪。
怎样修宪?以目前的状况为起点,以2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为视野的期限,你如果是政治领袖,打算怎样修宪?当然,首先是正义问题的求解。那么,怎样的制度才是正义的或比现状更加符合正义的?很自然,第一个方案是“保护私有产权”,因为休谟论证过,这是正义的核心因素。可是,你提出这一修宪方案,等于没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江泽民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请你们继续思考,如果你们是政治领袖,这一代人的,不是上一代人的,你们要怎样修宪?
显然,目前的状况最醒目的是什十么?就是普遍的正义诉求,针对的不是私有产权保护问题,而是占压倒优势的,是财富的不合理积聚问题—权力寻租、商业违法、合法但损害道德的牟利行为,总之,我们称为“腐败”。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收入两极化,而且加速两极化。所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似乎在底层深得人心。那么,修宪的另一方向你们可以认为就是“均贫富”,也就是薄熙来提出但未能实施的政策,例如根据“基尼系数”考核地方官员。温和一些的口号可是“共同富裕”。胡舒立最近写的社评就点出了薄熙来这一问题。她写的是“要改革而不要均贫富”。改革是争取机会平等的社会,均贫富则是结果平等的一场社会革命,比“文革”更糟糕的革命。
上述就是未来修宪的两大可能方向,其余的方案都可以排列在这两端点之间。现实可行的一定要在两端点之间,不能走极端。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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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往的计划体制培养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这个由干数育而获得广阔发展能力的群体,在改革开放时期最可能首先致富,如果政治形势允许他们致富的话。换句话说,这部分尚未实现潜在可能的发展的公民一他们更广阔的发展包括“致富”和“从政。在1990年,他们致富或从政的机会关键性地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演化方向。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一部分人的情感的和政治的支持。如果邓小平没有到南方视察,或他的南方谈话”不能广泛传播(这是当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不难想像,中国将走另一条路线,很可能是扼杀市场经济发展的路线。总之,中国现在仍在上述两种稳定的政治体制之间。
现在可以讨论下面引文中这两位作者的观点。根据1988年闵琦的那次调查,许多中国人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福利。也因此,他们指出,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在教育程度更低的普通民众当中激发很强烈的共鸣。
如果他们的分析正确,那么我们不妨认为,1989年之后,在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易”—政府为民众提供致富机会,而民众不再有兴趣参与政治。这庸俗的政治格局延续至今,很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严重障碍。
不宽容,这是对民主政治损害最烈的一种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黎安友对民主在中国的前途之悲观态度。作者们将数据按照教育程度分解,他们注意到民主与教育正相关。
不过,与各国比较,中国人仍是最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即使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也只是50%,而这比例在奥地利和德国高达8C%,在意大利也达到59%(欧美各国当中最低的)。在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在中国仅为5%,而在德国高达80%(欧美各国当中最高的)。这一指标在澳大利亚达到西方各国的最低数值,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只有25%,但仍远高于中国。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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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或思想控制,是最高级的操纵或控制,最后,公众完全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奈特顽固地反对学生们的批评,他坚信说服与强制是同类的。极权统治完全不必使用秘密警察来说服你,它只需要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或中宣部控制的大众媒体来说服你。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杀人不如改造思想来得有效,因为他早年杀人太多,自己感到痛苦。故延安整风初期,他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但是,他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从思想上逐渐操纵了知识分子和大众,这是一种更高级更彻底的控制。
用海勒的描述,就是要永远提醒人们“上帝死了”这一事实,让那把椅子永远空着…海勒女士对现代人的后现代处境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想像有一个大厅,在厅的中央有一张大圆桌,围着一圈椅子。然后,海勒说,传统主义者想像在大圆桌的首席椅子上永远坐着神或任何种类的传统权威,如果池不入席,普通人就不知道应坐在哪儿,他们惊慌失措,就是奈特讲解皇帝新衣被小孩揭穿之后引发的恐慌。现代主义者想像在否定了神或传统权威之后,首席的椅子里坐着“科学”—新的神话。科学预言未来是比现在和过去都更光明的,因为科学世界的进步是线性的,历史可以由科学方法加以控制,诸如此类的蓝图,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海勒说,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后,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宏大叙事。所以,科学神话在后现代破产了,那么现代人的后现代处境是怎样的呢?海勒说,相当于首席的椅子永远空着并且,经过反思的后现代处境里的现代人,将对每一个走进大厅的人指出那张神坐椅子是空的,像敞开的伤口一样提醒我们的历史处境—人类没有未来,因为人类不知道未来。她说:《我的感情建议我把空椅子留在那儿,留在房间中央桌子的一端,在那儿,它始终暴露在空虚之中。椅子只有在空虚性里面,才会诚实地对绝对现在的居民说话。我的直觉表明,对现代人来说只有空虚才是完满,此外再没有‘希望之外的希望’。”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很感动,被她的勇气所感动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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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表明,政治民主程度与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
这两位作者认为,政治民主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故而,理性的独裁者为获取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项副产品,就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于是有政治民主的发展。问题是:理性程度足够高的独裁者,为何要为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利益而接受教育的“副产品”一民主政治?如果这位独裁者看到长期后果是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被颠覆,他就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普及教育。
这里显示的是英国数据,由于贵族对平民机会的过分剥夺而引发“群体事件”的指标在1830年迅速增加几十倍。对于英国而言,镇压反抗的成本已经太高,故而,当群体事件突然增加几十倍的时候,贵族们的理性选择就是妥协—让平民获得选举权。他们相信,这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实行普选制度的主要理由。
新加坡的情况是,这两位作者认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始终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不致引发大规校群体反抗事件。所以,尽管镇压反抗的成本并不很高,但新加坡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最后,南非的情形是图6.52中区域C的典型,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而且机会不平等程度极高,因为镇压反抗的成本很低。
19世纪,多数西方社会扩展了选举权,这是一项导致前所未有的收入再分配过程的政治决策。我们认为,这些政治改革可视为政治精英的策略性决定,为了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和革命。在既有政治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转型,而不是收入再分配,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转移(从富人移交给穷人)不能确保将来同等程度的利益转移,而普选杈改变了政治的均衡格局,从而使收入再分配获得长期的制度保障。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独裁者可因短期利益的诱导而普及教育,也可更理性地阻止那些可能带来长期威胁的变革。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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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废除君主制之后,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在“混乱”和“利维坦”这两个极端情形之间徘徊。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按照通常的理解被分为“国家工业化时于期”和“市场化”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有10年的混乱时期。也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在国家工业化时于期,国家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因此,伴随着工业化的,是经济计划和正规管理的官僚化过程。在“三反”运动之后,毛泽
东试图通过诸如“打破讠计划平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样的方法缓解官僚化,但效果甚微。“文革”之后,效率原则再度成为重要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有了30年的市场化时于期,最富于企业家能力的各种群体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在30年市场化的最后10年,主要由于政府寻租的激励,官僚化倾向再度占据主导位置。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
另一种政治演化路线,就是推行“政治民主化”,将权力交给人民。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
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实践智慧)。为克服这些困难,相当多的鼓吹者认为应首先推行“党内民主”。其实,不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关键是最先获得民主权利的人必须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多年前有人建议的人大代表“职业化”,不失为一项好的政策。职业化(类比于法官薪俸独立于政府)的人民代表,如果由本区竞选产生,则本区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如果由全国竞选产生,则中国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
杨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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