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论述汉乐府民歌时,肯定了诗歌的作者是劳动者自己,他们所写的诗在功用上同样能起着“观风俗,知薄厚”的作用,而他们“绿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影响和激励看后世文人的写作中唐白居易在他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中就提倡“文童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此外,作为汉代辞赋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家,班固对辞赋的性质、创作特点也作了十分重要的论述。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专门设有《诗赋略》以便区别于六经诸子学术著作这一方面说明了在班固那里已能自觉地区分文学与学术，同时也说明了班固对诗赋的重视。他对众多的诗感还作了分类,以便逐个研究，进而在理论上认识这一文类特征。
班固给予辞赋评价比较高,这与晚年的扬雄对辞赋的评价不同。他在《两都赋序》中把汉赋看作“雅颂之亚”，原因是汉贼在思想内容上“有补于世”，具有为汉帝国色鸿业”的意义,在艺术风格上雍容揄扬,既庄重典雅,又铺张扬厉，体现了一代风貌,同时又具有“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巨大社会作用和“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的认知功能。从赋的发展源流来说,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把赋与《诗经》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了汉赋的地位,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就继承和发展了班固的这一见解,明确指出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班固的文论观点
首先是“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认为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孟子虽提出了这一科学的批评方法,但却没有真正运用过它。最先运用这一方法评论作家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离骚》与屈原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的环境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探索,最终给《离骚》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班固继司马迁之后,把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有机联系起来,注意从作家经历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求作品的解释和答案。班固比司马在这方面的文学批评实践显得更系统、完整,他把西汉一系列作家纳入《汉书》人物列传,按照作家生平介绍一一作品载录一亵贬评价的公式进行批评像扬雄、王充、桓谭等对西汉作家也有不少的文学评论,也不乏精彩之处,但他们的评论往往是仅有精彩的结论而缺乏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和介绍,而《汉书》的人物列传不仅介绍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性格,而且还载录他们的作品,这种批评更令人信服。
其次是对作品的选录和评价。班固对作品的选录与评价继承了孔子以来的选本批评。班固以“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来选录他所编订的汉代作。与史记》相比,《汉书》的传、志中增加了很多文人的奏议和政论,如《贾谊传》增加《陈政事疏》,《食货志》增加《论贵粟疏》等。在汉代当时还很少有文学作品的选集以及作品流传因难的情况下,班固对作品的载录或删削,对指导读者的阅读起了一定的帮助,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文坛对作品的评价标准。
再是品第批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序》中对历史人物品第的划分，影响和启发了后代文学品评方法。在《古今人表序》中,班固把历史人物分成圣人、贤人和愚人三等,齐梁时代钟嵘在《诗品》中把汉魏以来的一百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魏晋以后的书评画评常膏采用划分品第的办法评价作
家,而这明显是受到班固品评人物方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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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所强调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说明了文学的“怨愤”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的,是通过“述往事,思来者”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对未来的盼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愤”或怨不是一已之私怨,也不是违背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一已之愤,乃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伸张禀
然正气的在公正范围内的“怨”和“愤”,即所谓“公正发愤”。司马迁之所以对屈原评价很高,就在于他的发“愤”里藏着一颗爱国爱民的心、,“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总结出了古人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又由于它带着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它对后世尤其那些坚持正直、关心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优秀文人影响特别大,并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小说、戏剧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齐粱刘勰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唐韩愈“不平则鸣”宋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明李贽说“古文圣贤,不愤则不作”,“《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他们都与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精神上有不同的程度联系,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文论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他的文学思想也与《史记》的写作密切相连,总结起来,他的文论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实录精神,一是在《史记》里边提到的“发愤著书”的观点。
(一)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中所反应出来的实录进行了总结:进行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司马迁为了写屈原,到烟一带,专门察看屈原自沉泪罗江的地方,“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他的创作以古代历史资料与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础,并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司号迁的“实录”精神还进一步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
司马迁在写作时敢于正确处理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如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受时俗限制,独抒己见,他以事实为依据,既批判秦政之暴,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总结自己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春秋》义法”的写作规律。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对“《春秋》义法”作了解释，所谓“言有物”,即文章写作要有充实丰富的思想丙容;所谓“言有序”,即文章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义”与“法”并列意味着文章写作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司马迁评价孔子所看的《春秋》时就说《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春秋》义法”经后人刘向、班固、金圣叹、方苞等推广和发挥,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和散文写作的典范规则。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他的文学思想也与《史记》的写作密切相连,总结起来,他的文论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实录精神,一是在《史记》里边提到的“发愤著书”的观点。
(一)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中所反应出来的实录进行了总结:进行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司马迁为了写屈原,到烟一带,专门察看屈原自沉泪罗江的地方,“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他的创作以古代历史资料与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础,并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司号迁的“实录”精神还进一步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
司马迁在写作时敢于正确处理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如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受时俗限制,独抒己见,他以事实为依据,既批判秦政之暴,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总结自己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春秋》义法”的写作规律。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对“《春秋》义法”作了解释，所谓“言有物”,即文章写作要有充实丰富的思想丙容;所谓“言有序”,即文章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义”与“法”并列意味着文章写作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司马迁评价孔子所看的《春秋》时就说《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春秋》义法”经后人刘向、班固、金圣叹、方苞等推广和发挥,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和散文写作的典范规则。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他的文学思想也与《史记》的写作密切相连,总结起来,他的文论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实录精神,一是在《史记》里边提到的“发愤著书”的观点。
(一)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中所反应出来的实录进行了总结:进行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司马迁为了写屈原,到烟一带,专门察看屈原自沉泪罗江的地方,“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他的创作以古代历史资料与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础,并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司号迁的“实录”精神还进一步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
司马迁在写作时敢于正确处理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如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受时俗限制,独抒己见,他以事实为依据,既批判秦政之暴,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总结自己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春秋》义法”的写作规律。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对“《春秋》义法”作了解释，所谓“言有物”,即文章写作要有充实丰富的思想丙容;所谓“言有序”,即文章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义”与“法”并列意味着文章写作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司马迁评价孔子所看的《春秋》时就说《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春秋》义法”经后人刘向、班固、金圣叹、方苞等推广和发挥,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和散文写作的典范规则。

总之,《毛诗序》不但确立我国古代抒情言志的传统,而且还系统地论述了文艺所具有的美刺作用,并且总结了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它在先秦文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这些,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移风易俗”。《毛诗序》就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诗论这方面的传统。它特别提出诗自上而下教化作用的重要性:“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毛诗序》的作者眼里看来,诗的教化作用主要表现诗具有讽谏的意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讽谏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改善政治着想,即所谓“下以风刺上……闻之者足以戒”。所以这种讽谏是以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为前提,表达时不能直刺过失，要“主文而谲谏”。所谓“”就是要用隐约的言辞速劝,以含蓄的方式“过其失所以救其恶。”这一观点还是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和作用,下层百姓可以通过文艺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评,所以后世的不少作家在针砭时世时写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品。
诗的教化作用也表现为统治者歌功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所以在文艺思想上,汉代提倡歌功颂德即“宣上德而尽忠孝”而论功颂德的目的就如东派郑玄在《诗谱序》中所说的,是“将顺其美”,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
《诗大序》强调诗歌歌功颂德(“美”)和讽谏(“刺”)的教化作用,是结合了当时时代需要的。

《毛诗序》的诗学思想:
（1）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抒情志的传统。
《毛诗序》概括了从先秦以来的有关诗歌方面的理论。在先秦,儒家提出了“诗言志”说,如《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这些观点代表了先秦人对诗的普遍认识,朱自清先生也把这—“诗言志”论点定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但这些“言志说”,皆只“言志”而未“言情”。《毛诗序》却第一次将“情”与“志”联系起来,它一方面肯定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面形于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志和情的区别在于“志”主要指人的志向、思想,这志向、思想是个人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过滤后表现出来,属于理性的范畴,它强调的是秩序、法则优先于个人;情主要指人的感情、情绪,指人们喜怒哀乐之情感,是属于个人的一些真情实感,未经太多伦理道德思考和社会意见就流露出来的。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和《楚辞》中的抒情言志说是不同的,在这里无论抒情还是言志,都必须受到“礼义”的约束,服从于“礼义”的规范;它与司马迁所提倡的发愤著书”也是不同的。在《毛诗序》的作者看来,“志”比“情”更重要,当两者突的时候,必须以志束情,不能让情冲破理性的志,淹没甚至违反儒家理性的德规范。故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也。”“止乎礼义”就是儒家从孔子以来所强调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非礼勿言。
（2）系统论述了文艺的社会作用。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这主要是就诗的学习和运用的效用而言的;到了《荀子》和《乐记》,则更强调待乐的教化作用,主张统治者应当积极地利用诗乐来教化人民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于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文论话语。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曹丕的"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于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文论话语。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曹丕的"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

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
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尝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日远，远日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
之一。

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像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