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髅苔藓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像一个护身符那样随身携带，或者与其他成分混合在一起（蜂蜜、动物脂肪、人血、亚麻油，甚至粪便或煮熟的蠕虫，都可以混合在一起)。爱德华·泰勒是1600年代晚期新英格兰的一位医生，他写道：“暴露于空气中的死人，其颅骨上的苔藓所结甚多。据说，若施之于手，则止血如妖法。其他骨头上繁殖出来的苔藓药用一样，但效力没有这么大。”大致同一时期在伦敦写作的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这种颅骨苔藓对于止血很有效。有一些传闻说有人在石头上培育苔藓，然后把它涂敷在罪犯的颅骨上，用于培育细小的绿色植物，以便拿来出售。实际上，药剂师多半使用颅骨上长出的任何东西，以及某些并非顿骨上长出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供给。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用一个被砍头之人的血作为治疗癫痫的药，人头和颅骨被更加紧密地与治疗颠痫发作联系在一起。德国医生约翰·施罗德建议捣碎一个暴死年轻人的脑髓、皮、神经和整个脊柱，浸泡在水和花（比如薰衣草和芍药）的混合物中，然后蒸馏几次，用于治疗癫痫病。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死于1648年，据说他曾服用部分由罪犯颅骨组成的药粉，来治疗他的癫痫病。这些治疗方法几百年来直很常见，刽子手不得不应付等着收集药物的病人的迫切需求。即使在1869年代，依然有报道说，丹麦的“癫痫病患者成群结队地站在断头台周围，手里拿着杯子，准备痛饮从那还在顺抖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

1809年，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去世并下葬刚刚几天，一个非常需要现金的掘墓人就在夜里挖出了他的尸体并砍下了他的头，用破布包起来，交给了就站在旁边的出钱给他的那个人。那天夜里掏钱的人是海顿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罗森鲍姆。当他捧着海顿的人头穿过墓地走向正在等着的马车时，罗森鲍姆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剥开那些破布，以便能更近距离地看着他的朋友的脸。那是6月，作曲家的肉已经在分解，脑髓已经开始腐烂,恶臭势不可挡。罗森鲍姆忍不住呕吐起来，但身体上的反感抑制不了他对占有海顿头颅的渴望。他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到这份奖赏：一个音乐天才珍珠般的头盖骨，那就必须忍受生物腐败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罗森鲍姆的马车径直驶向了维也纳医院。

……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把断头台描述为一台“肖像机器”。断头台生产了一尊即时“肖像”，作为一个叛国者身份的证据，向翘首等待的人群高高举起：一个人永久性地被这种肖像所“捕捉”。实际上法国刽子手有一位助手就被称作“摄影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调整受害人在死前最后几秒钟内的姿势。他必须抓住罪犯的头发(或者，如果罪犯碰巧是个秃子的话,就抓住他的耳)，把他拖入刀片下的位置，因为对于这幅最后的遗照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完美。

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德国、荷兰、瑞典和法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用剑执行死刑，同时，他们在断头台上跪着或坐着，蒙住眼睛；但英国人更喜欢斧头，这需要降低姿势，跪下来把脸搁在木块上。规则总是有例外：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查理一世的刽子手降低木块这样一来国王就不得不以一种更羞辱性的姿势匍匐在地；而相比之下，亨利八世恩准了安妮·博林的要求：死在一个法国剑客的手里，此人专门从加莱赶来给她执行死刑，而安妮则以法国人的方式笔直地跪在那里。这两种武器，斧头和剑，都被证明很不靠谱，特别是在英国，刽子手习惯于调整绞索，而不是磨快利刃。

死刑在欧洲已不复存在,而在美国,各州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再是公共事件,尽管它们依然会引起骚动。当美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蒂莫西·麦克维在2001年5月通过注射致命药物执行死刑的时候,印第安纳州的小城特雷霍特人满为患,挤满了观光客。超过1300个新闻媒体的成员,在他们支持团队的陪伴下,与几百个抗议者和几个贩卖食品、T恤衫和纪念品的商人一起,抵达这座小城,为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死刑执行一个月之前,当地的一个记者说我们吃、睡、呼吸,都离不开麦克维。

如果说日本人是动物,那么有些美国人能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正在潜近猎物。美国的一些地区给年轻人分发了看上去很官方的“狩猎
执照”,以鼓励他们参军入伍。
“狩猎开放季。没有限制。日本狩猎许可。免费的弹药和装备。有报酬。欢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像大猎物猎手一样,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回国的时候带上了战利品,以证明他们作战英勇。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尤金·斯莱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贝里琉和冲绳打仗,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描述了在战斗之后如何高效率“剥光”那些受害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看、比较、常常还交换他们的战利品……这不仅仅是猎获战利品或洗劫战死的敌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剥头皮。”

在这样的形势下,指挥官发现,很难说服他们的人不要去砍人头,而且无论如何,试图这样做也未必适合他们。很多盟军士兵都是猎头袭击的同谋,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挥舞砍刀。他们领导了猎头袭击,亲眼目睹了他们手下的达雅克人砍下日本俘虏和伤员的头颅。像C连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们也接受了这些人头作为宣示忠诚的表白。在一次成功战斗之后传统的猎头庆祝会上,有些士兵甚至是尊贵的客人还有一些人把日本人的头颅作为礼物送给相邻的部落,以此巩固联盟,或者拿着腌制的敌人头颅摆姿势拍照。在丛林里的部分地区,人头成了战时货币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巩固同盟、提升士气的作用,殖民地政府几十年来对这种“原始野蛮行径”的谴责暂时被置之不理。

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全盛时期是在19世纪晚期。当时,猎头袭击被繁荣的国际干缩人头贸易所推动,大约一个月发生一次,数百人卷入其中。回到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来自南美的干缩人头可以在商店和拍卖行里找到,也可以在博物馆和私人家里找到。它们一直卖得很好,为了满足需求,供给逐步增长。这很简单: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这些干缩人头,与其说是某种未受外界影响的野蛮生活方式的遗存,不如说是殖民扩张的经济和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的产物。一些最著名的猎头文化,非但没有“沉陷在时间里”,相反他们正在对外国人的品味作出回应。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疣子。

新西兰的欧洲人有时候也被杀,以便对他们的头进行纹面,然后卖回给他们自己的同胞。有一些故事讲到,同样是那些从澳大利亚派来搜寻最好人头的贸易代理人,自己也被人杀掉了,为的是能够把他们的头腌制一下,然后作为“毛利
人的勇士”卖回去。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到
1830年,抵达悉尼海关署的“烘制人头”很有可能是为欧洲人定做的,或者干脆就来自死去的欧洲人,仿佛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在战斗中被杀死
的毛利人酋长。

皮特河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是舒阿尔人大约一百年前制作的，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对舒阿尔人来说，这些人头的实用性就是为了利用受害人的灵魂那异乎寻常的力量，这是持续多年的复杂仪式的组成部分，但对那些如今在牛津大学面对玻璃柜里的干缩人头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实用性常常就是故事本身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