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观众不会防卫自己的情感，他们以一种连自己的爱人也不曾知晓的方式，向讲故事的人敞开心扉。

科学曾经是最伟大的阐述者，如今却将人生解释得支离破碎，艰深复杂，令人困惑。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你必须在高潮处找到一个结局,无论好坏,最终使这一宇宙得到重新安排,进入一个新的秩序。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鲜活的比喻,告诉我们“生活就像是这样”。有史以来,所有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一剂令我们保持清醒的良药。并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诗意的率真,它们把人类世世代代之所以为人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昭然于天下。

过去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认为所有的疯子都被锁进了疯人院的高墙内,明白人则可以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外边，而现在我们很少有人会如此天真。我们深知,简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事件的某种偶然交织都有可能使我们自己也与现实分道扬镳。这些精神分析惊悚片便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一威胁。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自我分析、试图领悟我们的人性并化解其中的一切纷争。

例如，如果有人写出这样的东西：烛光餐桌旁，俊男美女相对而坐，水晶酒杯晶莹剔透，四目闪烁，犹如露珠。柔和的晚风轻撩窗帘，肖邦的小夜曲在背景中回荡。这一对恋人隔着餐桌，互相抓住对的手，四目相对，眉眼传情喃喃低诉:“我爱你,我爱你……”而且说的还都是心里话。这是一个无法表演的场景，将会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必死无疑。

场景、序列或幕的弧光决定了基本情感。基调使它具体化。但是,基调不能取代情感。当我们需要基调体验时，我们会去听音乐会或去参观博物馆。当我们需要意味深长的情感体验时，我们就会去听故事。如果一个作家写出一个没有任何变化而只是充满解说的场景，然后把设置在一个夕阳沐浴之下的花园，以为一个金色的基调便能取胜，这对作者没有任何好处。他这样做纯属推卸责任，把自己了无生气的作品强加到导演和演的肩上。缺乏戏剧性的解说无论如何装扮都是乏味的。电影并不是装饰性的摄影艺术。

假设一个故事具有三个相邻的悲剧场景，其效果将会怎样呢？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会流泪；在第二个中，我们会哽咽；第三个，我们会笑……放声大笑。这并不是因为第三个场景不悲——也许它是三个场景中最悲伤的一个——而是因为前面两个已经吸干了我们悲伤的眼泪，而且我们发现，讲故事的人居然还想让我们再哭一次，这也未免太不明智，甚至荒唐。事实上，“严肃”情感的重复是一种行家惯用的喜剧手法。

讲故事就是许诺：如果你注意听我讲，我就给你惊奇，接下来便是发现生活的喜悦，在你从未想象过的层面和方向探知生活的喜怒哀乐。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推断出，在故事的长短——读完或演完它需要的时间一和讲述故事所必需的转折点数量之间具有一种联系：作品越长，重大的逆转便越多。
换言之，亚里士多德以其礼貌的方式恳求道:“请不要令我们厌倦。不要让我们在那些坚硬的大理石座位上安坐几个小时净听一些圣歌和悲叹，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故事绝不能退隐于轻量级性质或力度的行动,必须循序渐进地朝着观众无从想象出更好替代的一个最后行动向前运行。

我的人物靠什么为生?我们生命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是用在工作上，但在影片中却很少看到人们工作的场景。其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工作都是乏味的对干工作的人来说，也许并不乏味,但观看他们工作却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即如任何律师、警察或医生所知，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例行公事的职责报告和会谈上面，这些事情变化甚微,甚至毫无变化是期望等同于结果的缩影。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职业类型——法庭、犯罪、医疗片中，我们仅仅聚焦于那些工作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刻。不过为了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我们必须询问他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工作，还要关心他们如何玩耍、如何祷告、如何做爱。

生活中大多数行动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只不过做决定需要意志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