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为了把是与无区分开来,我们需要去做的就只是思维是,思维是是( being is)。然而,现在们认识到:我们无法维持对是与无的直接差异性的思想;而如果我们把是与无作为对方来思维,那我们就只能思维是与无或不是之间有规定的差异。我们只有认为,是不是不一是( being is not not-being),不是是不是(not-being is not- being),才能够思维是与不一是之间最低限度的有规定的差异的方式。除非我们能够说,是不是它不是的东西( being is not what it is not),不一是是它所是的东西(not- being is what it is),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思考这两个术语之间任何明晰的差异。当然,过我们上面说的东西,是与不一是之间的差异还不足以得到规定。然而关键不在这里。我们还没有到达完全有规定的思想的阶段,因此,我们还没有思维那要思维有规定的差异就必定会被思维的东西。我们仅只是思维了要思维有规定的差异就必定会被思维的绝对极小值( absolute minimum)。自由的、无预设的思维因而就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原则,个对普通知性来说非常怪异的思想:我们只有承认是与不一是是无法区分的,才能够思维是与不一是之间有规定的差异。换言之,只有在我们能够说某个东西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它实际上是什么。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的转变乃是知性自身的作用；它是这样一个过程，知性凭借着这个过程把自身引入矛盾之中。例如，《逻辑学》在讨论有限与无限这两个范畴时，有限最初被理解为有边界、有界限的东西，而无限最初被理解为无边界、无界限的东西。因而它们被——可理解地——构想为不同于对方的东西。然而，知性通过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无限，对无限能够是的东西设定了一个限度;它说，无限在保持无限的时候不可能成为有限，或者，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讲，基督教的无限者、神圣者在有限的、人的领域内道成肉身这个教义是荒谬的。黑格尔的辩证观点仅仅是，这样一个在有限的东西里发现其限度的无限本身是一个有边界的或有限的无限，而知性想要坚持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那一差异，因而就把它自己给瓦解了。因此，知性或许会发现辩证法是令人不安的，但辩证法是知性自身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思考的东西。黑格尔声称，如果知性自身是真诚的，那么它会承认基督话语的智慧，它会认识到，如果它坚持自己固定的、既定的概念差异，那么它将会失去它们；而如果它准备好放弃自己狭隘的自我理解，接受它内在地辩证的特性，那么它将会在自身之中发现运动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理和自由。

此外，无论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黑格尔并不否认中国发生过变化——它们都不构成任何的证据，证明我们高度珍视的个体自我规定性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古代希腊，在这里个体的自由在艺术、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得到了人们的主张和表达，黑格尔认为，希腊人提出的自由概念也是一个有限的概念。它是一种被少数人享有，而不是被所有人享有的自由。因而。希腊艺术赞美高贵的英雄，他们高踞于所有其他人之上多而希腊的民主即便在其顶峰，也只给予了一部分人代表权，它能参与奴隶制并存。希腊人和罗马人重视人的自由——虽然其方式有着细微的区别——但他们都把那种自由限定于某些₩权集团。黑格尔认为，只有随着基督教的来临，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所有人在原则上都是自由的，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当然，基督宗教在欧洲被接受，这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带来奴隶制的废除和政治自由的实现。然而，西方文明的历史被黑格尔理解为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从基督教在上帝面前对普遍自由和人性尊严的承认，发展为现代合理性的宪政国家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实在。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在宗教这里，一个民族向自身阐述了它认为真实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关于自然所想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它对于人本身所认为的真实的东西。因此，在宗教中，我们表达了自己基础性的自我理解，表达了一些范畴，我们是通过这些范畴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实际上，黑格尔说，这同一个精神性(spirituality)或个体性(individuality)概念“在宗教中······被表现为敬畏、热爱上帝；在艺术中······被描绘为一个形象或者直观(Ansehauung)；而在哲学中······则得到了思想的认识和把握。”由于宗教、艺术和哲学表达了一个民族的同一种实体性的自我理解——表达了同一个真理概念——因而它们必定共属于一个文化，一个国家。“这个特殊的国家形式只可能与这个特殊的宗教一起实存，也只有这个特殊的哲学和这个特殊的艺术才能实存于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