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的发生,导致女性状况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问题是,男性支配关系的超稳定结构还是岿然不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统治形式:“女性状况的变化总是遵循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
逻辑。男人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仍旧(主要)投身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家庭、生殖场所),或这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即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医院)和教育机构,或还有象征生产的空间(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等)。①尽管女性由于不同的经济、文化差异而彼此隔绝,因而被支配的共有经验也不会使她们团结起来;但是,“无论妇女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如何,她们全都通过一种否定性的象征系统与男人分开,这个系数像黑人的皮肤颜色或其他任何属于一个受伤群体的标志一样,对她们所成为的和她们所做的一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切有系统的同源差别的根源。②就这方面而言,极端地说,撒切尔夫人与女清洁工没有什么区别。

使得男性统治世代相传成为可能的再生产策略(如婚姻策略、教育策略经济策略等),取决于一些体制,即教会、家庭、学校和国家。布迪厄对这些体制的决定性作用的考察,是和论证西方现代社会女性地位变化的肤浅性、表面性或虚假性结合在一起的。

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是站在自已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了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从这种意义上,符号权力又可以称
之为符号暴力。

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也是布迪厄的招牌理论之一。什么是符号权力?布迪厄说“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视界,因而确定或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行动乃至世界自身的权力,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作为任意性被误识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游戏乃是一种心智活动和生活形式,在一定稳定的社会模式中语言游戏才能获得其意义与基础。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有一些正式场合,贝亚恩农民会选择沉默。他们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他在这些场合不具备说话的能力,换言之,他的语言能力在这种情境下在事实上已经被预先剥夺了。布迪厄写道:“个情境越是正规,说话者自身就越是必须得到授权。他必须具备一些资格,具备正确的口音,所以他必须出生在正确的地方。情境越是正规,就越会被价格塑形的一般法则所左右。”①

事实上,教授正是通过无意识地设置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术语通过将这种学术语言预设为大学场的合法语言,通过必然会出现的语言误解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学术权力。同样的道理,各社会阶级在语言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与他们在权力场上占据的位置也有同源关系。
再次,特定言语的价格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伴随着不同的市场与不同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总的说来,权力关系所强加的合法性越是强大,语言市场的价格塑形法则就越是有利于拥有语言资本最多的行动者,合法语言的使用越具有强制作用,语言市场越具有规范性,语言实践越是依照合法语言的标准,而具有合法语言能力的人就越占据统治地位。谋求语言生产的符号利润最大化的诉求,在行动者的语言习性中具体化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审查的价值预期形式,它规定了说话的方式和内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切语言表达都是委婉化的话语,在表达之前就通过根据市场结构所制约的自我审查机制进行了事先过滤。

如果说话语并无普遍的适切性,或者说其适切性总是和体制或者确切地说与权力联系在一起,那么,可以推知,超越特殊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的语言共同体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我们以为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实践,作为一种“语言共产主义的幻觉”( the illusion of linguistic communism),其实乃是某种统治性语言向整个社会成功地将自己强加为某个社会所认同的合法语言的产物。

勾翰,你不觉得今天有点冷吗?”约翰就会马上去关上窗子。再举一个稍有不同的例子是,说“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句话,除非是演员,换了毛泽东或其他人都不合适在一个庄重的场合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说了,也不过被理解为孩子气的胡闹。这里重要的是,语言实践不能从语法本身中引申出意义,必须结合其社会条件来加以分析:“将言说行为从其实现条件那里分离出来的逻辑运用,作为一种抽离它会导致种种荒诞不经。这就表明,作为种体制行为,述行性言说( performativeutterance)就社会学逻辑意义而言的存在,不能独立于赋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的体制之外;假如它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发生了,它也将丧失了任何社会意义。由此,布迪厄就转向了奥斯汀的语言理论。②

职是之故,各阶层根据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或者说,根据自己的习性,来设计自己的可能未来,设计自己对于教育的立场。在一个地方,布迪厄指出:“文化遗传的重要性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排他性的占有毋须一定要排斥他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正是那被排斥的人排斥了他们自己……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察知这些宿命论,从而强使这些主体根据它们换言之,根据他们社会类别的客观未来—来作决定。”布迪厄用“各种客观可能性的主观期待”(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objective probabilities这一概念描述了从属阶级所接受的表面上看是心甘情愿实际上却是被迫服从的客观命运:“导致一个人辍学的主观期待,直接取决于决定了与其类别相吻合的成功的客观机会,所以必须考虑有助于激活种种客观机会的那些机制。如果受支配阶级不是自我贬抑,自认“这可不是我们这种人玩的游戏”,那还能怎么样?他们要么就是惨遭直接淘汰出局,
要么就是自己继续扮演配角,要么就要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心理准备投入拼搏。自然,布迪厄没有提上一笔的是,他本人就是属于最后一类幸运儿。

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子弟由于对这些知识和文化习性的不可避免的隔膜,因此其学习就很少有成功的机会。由于客观机会的渺茫,他们就会自动地调适自己的习性以对学习优异不抱希望的方式安心于自己的失败。这对教师来说,似乎显示了天资的自然不平等,这样导致了将统治阶层享有的文化特权永久化。这就是一种马太效应,你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文化资本。工人阶级后裔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世界中,要想获得峨冠博带的身份,要付出比贵族子弟艰难得多的努力:他们必须首先摆脱自身所从属的文化,然后再学习学校所教授的上层文化。在进入学校之前,他们已经事先在文化上被剥夺了比起阔人的孩子,他们实际上不仅仅是赤贫,而且几乎说是负债经营,因为他们要首先消灭自己身上的工人阶级习气,亦即被统治阶层认为是粗鄙的气息。即使侥幸有所成功,他们还会受到其他结构要素的限制。贫寒子弟的选择必须考虑得非常务实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可以支持自己在学业上的高风险投入。即使他们在学业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仍然不同于精英阶层的后裔,因为他们会显示出一种学究气,比不得从小耳濡目染于其中的统治阶层的后裔,即所谓继承人。这种学究气暴露了他们的知识只是认知层面的,表明了他们的切都来自于学校或者书本,他们仍然无法被统治阶级所接纳,因为作为再生产自身的教育系统只是“认同那些认同它的人,将祝愿奉献给那些献身给它的人”。①

出,“任何权力都发挥符号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试图通过掩藏构成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强加意义,并把这些意义强加为合法意义;都将自身的特殊的符号力量增强到那些权力关系之上。①由此,布迪厄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原理,即教育学行动(pegcaction)乃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借助于一种任意性权力强加以一种文化任意性( cultural arbitrary):“对于意义的选择客观上定义体或某一阶级的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这一选择是任意的:因为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不可能由任何普遍性的原则所推导得出,无论是物理的、生物的还是精神的原则;也与“事物的本性’或人的本性的某种内在关系毫不相干。2教育任意性或者文化任意性的关键在于,课程的设置、教育学权威的认定、教育体制标准的制定总是有利于特权阶层的利益,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利于文化资本这种任意性是指就教育的选择而言并无其自在本质的原因,且它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被确立起来之后,它也就不再任意,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决定力量。

今天,我们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接受着各种大众媒介(电视、报纸、电影、电台、互联网等)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小资文化的粉墨登场互为表里,尽管一个中产阶级其规模正在稳步增长,但是他们作为“白领99“金领”,还只是被数字上远为庞大得多的下层民众所羡慕的极少数幸运儿。整个社会,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摆脱布迪厄所说的经济必然性。文化,主要是所谓高雅文化,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极少数人倾心的奢侈。布迪厄的阶级论如果说有什么用处,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所批判的这一切
只是预示着眼下国人翘首企盼的未来。

用的特性,此空间亦可描述为一个力量之场。社会空间实际上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一种入场费,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组成了各不相同的场域。社会空间的理论使得布迪厄得以避开对阶级的精确的界定,也就是说,由此他可以宣称,只有通过某个行动者在社会空间的位置才能够确定他的阶级规定性。这样,布迪厄可以“构建”出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客观阶级”的定义:它们是“被置于同类生存条件中的行动者的集合,这些条件强加了一些同类的规定性,产生了可以产生类似实践的类似的性情系统。这些行动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亦即客观化了的特性,这些特性有时得到了法律上的确保(例如对于商品和权力的占有),或者是体现为阶级习性的特性(以及特别是分类图式系统)”。②用的特性,此空间亦可描述为一个力量之场。
社会空间实际上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一种入场费,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组成了各不相同的场域

布迪厄的思路是,从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发明中可以逻辑地推出它对社会发挥效用的可能限度。对布迪厄来说,知识分子场城的兴起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构成了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干预的基础:“只是到了19世纪末,只是在文学场、艺术场和科学场获得了极高程度的自主性的时候,各种自主场域的最为自主的行动者们才认识到,自主性并不就等同于对政治的拒绝,他们甚至可以以艺术家、作家或科学家的名义在政治场域进行干预。与那些转化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例如基佐或拉马丁)不同,他们是凭藉种权威进入政治领域的,这种权威源于他们自己场域的自主性,并且强调构成其存在基础的全部价值,诸如伦理上的纯洁和技能。”正因为知识分子首先立足于精神劳动的自主性福柯),他才具备足够的符号资本,从而可以获得精神权威,并以社会代言人的名义批判社会(曼海姆),由此符号动员,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纯洁政治,使得社会整体朝向一个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葛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