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是以中国作为媒介,或者说以中国作为方法,从而把现代的日本或者现代的亚洲,进而把现代的世界“问题化”
具体而言,它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世界认识当中,提示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的存在,并且在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化的时候,包含这些无法被欧洲标准所完整包容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世界整体能够建立的时候,进一步把它作为媒介,作为方法,使得欧洲的认识标准得以相对化。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如果说日本人研究中国具有意义的话,它的原点也正在这里。

文武百官对皇帝行臣服之誓的“元会”仪式,象征了在王朝体制里面政治秩序的构筑状态。在王朝体制里面,历法的制定是皇帝的专权事项。皇帝不仅是帝国领土这一空间的统治者,而且是时间的统治者。依据历法每年年初举行臣服仪式,是表示官员们服从作为时间统治者的皇帝的统治;而在首都的宫殿举行臣服仪式,则表示官员们承认那里是帝国的中心空间。毋庸置疑,那的确是名副其的“天空的玉座”。

第五,即使我们避开皇帝的问题,也不影响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的研究。各个研究领域里的问题点都可以不直接涉及“皇帝”这个称号自身的内涵及意义之规定。)毋宁说,曾经盛行的各种皇帝研究都是以皇帝的存在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然后在此前提下仅仅考察皇帝的地位演变及性格规定罢了。例如,曾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君主独裁制”的确立是在宋代以后。其实,这种学术观点是以下面这种认识为思想前提的:皇帝在此以前便企图建立独裁统治制度,只是到了宋代才终于实现其由来已久的阴谋而已。但是,他们却从未质疑
这个思想前提本身。

但是,在这之后,到了19世纪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里,一君万民制却又开始变成“君主一人独享自由的落后的政体”。在以多数人享受自由为历史进步之标志的黑格尔看来,君主为所欲为的统治仍在继续、人民代表的议会尚未确立的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印度)帝国一样,是一种与古代埃及、波斯时代没有任何区别的旧时代的遗物。“东方的专制”的表象正是从这里确立。
其实,远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当“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5-前425年的希腊史学家,著有《历史》,主要叙述雅典、波斯战争。—译者)考察雅典和波斯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的意义的时候,他便是在“专制对自由”这样一种框架里展开叙述的。从那以后,对西方人而言,“东方=专制”成了习以为常的图式,通过这样想像和规定东方,“西方自由”这种表象和自我认同便得到了稳定的保障。“东方的专制”是所谓东方主义的产物。

从秦朝到清末,王朝体制一直持续了两千一百多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期间,难道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曾设定了几个给经济活动带来质的变革的历史时期,比如唐宋时期、明末清初等。而这些变革难道不曾给政治文化带来影响吗?或者,是否可以索性这样想:社会经济的变革是否以人们的意识变化为前提和准备?在下文,我想探讨一种用礼治和政教为关键主题词,来分析、把握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发展(即使它并不一定全都意味着“进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