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活我者，何以报德？”
“偿缣千匹可乎？”
“未也。”
“两千匹可乎？”
“未也.。”
“若此，不如杀之。”

哲学生涯原是梦，醒后若有所思者，此身已非哲学家，尚剩一份幽微的体香，如兰似檀，理念之余馨，一种良性的活该。

深夜闲谈,列夫·托尔斯泰欲止又言:“我们到陌生城市,还不是凭几个建筑物的尖顶来识别的么,后日离开了,记得起的也就只几个尖顶。”
地图是平的,历史是长的,艺术是尖的。

《春秋》《史记》，并没曾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那是由于：礼，不能节人；乐，何尝发和；书，未足道事；诗，岂在乎达意；易，更难普遍道化。万象流传，毫厘是必失的，所以千里必差。

理想主义，是表示耐性较好的意思。然而深夜里，我听到过的绝叫，都是从理想主义者的床头传来的，明月在天，大江东去，一声声的绝叫，听惯了就不太凄惨。

司马迁认为每隔“五百岁”必有什么什么的，到底不过是浪漫的穿凿。姬昌与孔丘的精神上的瓜葛，论作孔丘这方面一厢情愿也可以。而到得《史记》，事情和问题都杂了大了，司马迁的一厢情愿就更显得牵强。之后呢，五百岁……五百岁……没什么，什么也没，所以再回过去体味《太史公自序》开篇的几句壮语，觉得等于在绝叫。

罪人进了天堂，会比在地狱更痛苦

单凭一个人的记忆,多少已死的已消失的人事物都泱泱地活着存在着,而一个人的记忆因其死而消失,与之共亡的人事物不知有多多少少。
记忆最广袤、最完备,越是细节越清晰。
探索物质的基本粒子,探索到最后,会发现它们类同于人脑的记忆。
宇宙是一个记忆性的构成。宇宙的构成是记忆性的。

中国古代大概以无数事实作了统计,结论为“奸近杀”,撇开社会道德规范的正负两种杀机,爱情本体的专制性是更强烈的潜在杀机。不过,这样粗疏分析出来的杀机,层次还是简单的,仅是妒忌心、占有欲报复意志所使然。若将“奸近杀”引申为“爱近死”层次就繁复。高则高到粉身碎骨超凡入圣,低则低到寝皮食肉谋财害命了。
使爱情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烟尘陡乱的,那是种种畸恋,二流三流脚色。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哲学家密尔将“诗与雄辩修辞”说作是“有热情的真理”“感觉渲染的思想”,他泄漏了天机:不可能有真理,仅只是热情,无所谓思想,至多得到些感觉。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

……的音乐最容易使人一人耳便自信完全领会而终身不知所云。

平易,不近人。“平易”就蓄为自我常备的内在态度,这种“态度”或可赋名“无对象的仁慈”。

后瞻,无限。前瞻,无限。崇神者向后瞻,爱人者向前瞻,渐渐显出爱人的(人本位的)才是文化,而崇神的(神本位的)是蛮荒的陈迹。

“旷达”,仅是有情世界中所可能保持的一种态度,越出这个局限就不成其为态度。多少大智者都旷达到局限之外,竟从来没有人指斥他们的失态、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