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灰色收人的讨论，事实上是对于我国权力与市场边界的一次厘淸。在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的背后，是中国是否存在市场化与权贵的系统性结合，是中国市场究竞离法治有多远的系统讨论。感性的抱怨如果不能建立在系统的数据与严密的逻辑分析之上，就会流于家长里短，更有甚者，会被虚假的数据所推动向不可测的浮夸方向前进。中低收人阶层基于直观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将与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观点产生巨大的落差，阶层的壁垒因此建立，文化的认同感因此被撕裂，无法找到在独立法律庇护下的公平博弈平台。

无需更多的例证，我的报告是否夸大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本着实亊求是的态度，人们是能够根据各种客观信息作出合理判断的。当前面临的隐性收人和灰色收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调査方法和统计方法上某些未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的遗漏，但更大的问题来自腐败和制度不健全引起的收入分配混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研究者，首先是需要以客观的态度面对现实，通过认真的分析把收入分配现状搞清楚。这是学者应负的社会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特別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收人分配状况。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从统计上如实反映出来，特别是对髙收人居民的收入统计严重脱离实际，不仅低估了收人差距扩大的严重性，也造成不同统计数据间的严重冲突。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推算，2008年 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3万亿元，而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却显示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万亿元。后者是根据经济普査得出的， 应该比较全面。但这就证明居民住户收入统计至少遗漏了5.2万亿元，漏掉了居民收入的近30%。类似情况已存在多年。如此严重的遗漏，还能认为是基本可靠吗？

隐性收入的存在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人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9倍调整到26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置，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 数据显示的23倍，调整到65倍。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髙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由于隐性收入的分布高度集中，说明其主要部分不是一般的统计遗漏，而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缺陷导致的灰色收入。这既包括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的收入部分，也包括不能认定其来源但实质属于非法收入的部分。大量现象说明，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人分配，说明我国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以布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过去由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的，缺乏效率和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对权力的浸蚀。

不少企业将内部人历的灰色收入，以及企业支付的回扣和行贿支出，以种种方式打入物耗成本或者计入差旅、交通、会议等支出，虚增了生产成本 和管理费用，低报了企业实际增值的部分。这种情况在房地产业可能很普遍，在其他产业中也不是个别的做法。这也部分解释了假发票买卖为何如此盛行。这些情况自然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核算偏低。灰色收入的另外一部分来自公共资金、公共財产、他人收人及財产的转移， 是一种暗中进行的再分配。这包括公共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各种政府财政和非財 政资金流失到私人手中的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土地开发转让中的价值流失， 也包括收受贿賂、房地产投机等造成的个人财产和收入的转移。这一类灰色收入并不来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漏算，但实际上减少了政府和企业收人，增加了少数人的个人收入，或者减少了一部分人的收入而增加了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后一种情况，通常会减少普通居民的收入，而增加部分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或者是将少数人从普通公务人员和处于某种垄断地位的人员造就成高收入者。医疗、 教育界相当普遍的私下收受红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由于土地的垄断性和投机哄抬导致的高地价，也转化为商业用房产的房租，大幅度推高了城市商业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从而成为城市居民必须缴纳的一项税款。这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聚集。可以预计，在房产税改革和相关的土地制度改革、財税体制改革迟迟不出 台的情况下，“高地价一高房价一逆向收入再分配”这样一个怪圈，是不可能根本打破的.

因此所谓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敗行为。这就不仅需要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权力的行使作出严格的法律界定，并建立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而且需要对公共资源的整个使用和分配 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靠政府进行自我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一点是使政 府管理透明化，从而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政府实行监督。在当前的情况下，灰色收入往往与下列现象密切相关：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另一个反映灰色收入膨胀趋势的“新兴产业”，是礼品收购业越多地出现折价收购髙档烟酒、贵重药材、金银饰品以及礼券和购物卡的生意人。消费者大量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奢侈品或购物卡，当然是非理性行为。这种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即有人接受了大量不需要消费的贵重礼品，希望把它们转换成现金。而之所以有人要贈送如此多的贵重礼品，只是因为直接送钱不够方便或风险较大。送礼已经从一种维系友谊和社会交往的行为变成了钱权交易的商业行为。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如此巨额的隐性收人，而且分布高度集中，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统计遗漏来解释的。根据本报告前一部分表4-7的推算，中、 低收入居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低报收入的傾向，幅度大致在0%-30%的范围内。这些仍然可以看做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可能主要与调査对象的某些心理状态或社会环境有关。但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髙收入居民的实际收人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说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这些隐性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也不再是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而只能用灰色收入来解释，关于灰色收入的概念，近来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一种说法是：灰色收入就 是非法收入，只能“取缔”，不能“规范”所谓“规范”，有将非法收入合法化之嫌。另一种说法则强调这一概念本身“不科学”.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反对使用这个槪念。

但我们无法用这些调査样本来反映高收入居民的统计遗漏的情况，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被遗漏的高收入人群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有多大比重，也不能用调査数据中这些没有包括在内的高收人样本的分布来代表全国被遗漏的髙收入样本分布，因为调査样本的分布状况与全国更高收入居民的分布状况未必一致。而且，在我们的调査样本中也仍然存在遗漏。在这次调査样本中，收人最髙家庭的人均可支配为176万元，比这收入更高的样本还是没有包括在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统计调査中，更高收入的居民被遗漏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最髙收入组”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是偏低的，不过其可靠程度还是远远高于目前的统计数据。

再次，家庭人口数对恩格尔系数可能有影响，因为人口较多的家庭在食品 支出方面可能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节约食品支出。因此设定了一个代表家庭人口数的变量family。再者，家庭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有可能对恩格尔系数有影响，因为文化程 度较高的居民可能偏向于较多的精神需求，例如通信联络、教育、文化娱乐等， 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则可能在这些方面需求较少，而在食品烟酒等消费方面支出较多。最后，恩格尔系数还可能与家庭成员的就业面（就业的家庭成员占全部家 庭成员的比例）有关。其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家庭就业率较高，可能节约食品支出，因为从业者有可能在单位就餐，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工作单位的食品补助，另一方面，较髙的就业率又有可能导致较多的外出就餐（因为在家里做饭更花费时间），因此导致较高的食品支出。

我们进行城镇居民收入调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调査样本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在真实可信的数据的基础上，推算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关键的消费特征参数就是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恩格尔系数是一个与收人水平相关的参数，其下降趋势能够反映收入水平的上升，这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公认的亊实，这是因为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之后，居民会逐渐转向追求其他需求的满足，例如对出行和通信联络的需求.对奢侈品的需求，以及对教育.文化娱乐等较高层次的需求，因此随着收入水平提髙，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增量会递减，而用于某些较高层次消费的支出增量会递增，使它们在消费总最中的比例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组城镇住户的恩格尔系数，推算这些组别的平均收人水平，并将这些推算结果与公布的该组居民收入水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以发现统计数据是否存在系统性的误差，以及这一误差有多大。我们称这一分析方法为“恩格尔系数法

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査数据存在重大失真。特别是关于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可支6收入，失真非常严重。这并不是指统计调査方法或计算的错误。目前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住户调査样本，是根据统计学的随机抽样方法确定的。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存在系统性的错误，但必须注意到以下情况：1现行的住户调査抽样是基于自愿原则确定的，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比例不愿意接受调査，导致在抽样过程中被迫更换样本，在样本更换过程中发生了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2包括在调査样本中的高收人居民，有许多人不愿意提供他们的真实收入信息。在他们报告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真实程度较高，而其他收入可能偏低，特别是其中一些人有大量不愿暴露、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这部分收人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在收入调査数据中.以上原因使统计调査发生系统性偏差，无法真实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2005-2006年，我们在全国各地几十个不同规模城市进行了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调査。在此基础上，2007年笔者发表了题为《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推算我国在2005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中，有4.8万亿元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的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髙收入阶层。笔者认为这些隐性收入的大部分厲于“灰色收入”。笔者通过对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校正，发现在包括了隐性收入后，城镇最髙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了31倍，全国居民最髙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人差距从21倍扩大到了55倍。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比过去所普遍了解的情况更加严重.该报告还根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置、私人出境旅游的人次数 以及银行存款的分布数据，从不同角度对居民收入（主要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估计，从而对上述推算结果进行了交叉验证.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灰色收人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公共资金、公共财富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非正当渠道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导致少数人暴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正。直接影响着经济效率。这表现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储蓄超常增长，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在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出現了储蓄过度。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1985年只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95年为49%，2005年已经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7%，超过14万亿元。尽管投资在超常增长，金融机构贷存比（贷款比存款）却从1995年的94%—路下降到2005年的68%，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导致资金使用效串下降.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这也掩盖了经济体系内在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上述这些现象说明，目前的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积累，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中在某些内外因素的诱发下出现经济危机

公共资金流失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预算外收费。长期以来，起源于財政预算拨款不足，我国存在着形形色色得到许可或默许的行政部门经费自筹制度，其来源是览管对象或服务对象缴纳的名目繁多的收费或罚款。经过多年的演变，许多收费项目已经固化为某些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 其中一部分不需要纳入財政监管，可以由收费的部门自收自支，用干办公经费、 人员工资、奖金和福利，常常成为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建设 豪华办公楼和政府福利设施，乃至贫污私分的来源。有些预算外收费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需要纳人財政管理。这在经费管理上相对严格一些, 可能漏洞较小，但把非规范的收费进一步合法化了，带来的问题仍然很大。据周天勇估计，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费可能达到1.3万亿元的规模，其中有多大部分转化为个人灰色收入还很难估计。但据一些研究，至少由部门共同消费的“集体灰色收入”部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