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指内心深处的自由，对各种事物真正的理解、好奇、容纳。

在我们这里，“特立独行”的人肯定遭遇两种困境，而且是没有出口的困境：一是反体制，你休想；一是反社会，你也休想。从儒家的传统，到当代历史，我们都没有反体制反社会的空间。所谓“反”，不是造反，不是革命，而是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儿时少时年年入冬戴口罩，呼吸着自己的呼吸，从罩沿边窥看世界，以为世界看不清自己：很自爱，很性感，很私密。

人的恐惧或快乐都是轻率的，都不曾细细咀嚼……没有人交流这种恐惧。中国人天然避讳，西方人喜欢谈恐惧，西方文化一大内容就是恐惧，世界末日、最后审判，这跟宗教传统有关系。中国人不谈。文学家应该写写看：人类乘坐这种最奢华、最现代、最危险的交通工具时——几百人挤在一个圆筒里——心里什么念头？
轰隆一声，着陆了。大地真好啊！暗自庆幸，愚蠢的庆幸：又拣了一条命，其实没人在抢我这条命。

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你去听听一个幼儿园孩子说话，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已经造作不堪，不像一个孩子的说话。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展开。

所谓“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一面是泯灭人性，一面是破坏文体。为什么文体那么重要呢？因为感情性情，人皆有之，但你得将复杂细微的内心情感说出来、说得好，却是非常难。

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

长期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因人废言，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遗留给我们几代人，成为我们的细胞，甚至基因。

平日里出门走动接办杂事，各色人等的来往多是一面之缘，你不知道，也无须揣测对方的善恶，因彼此所需无非各种琐屑的“服务”，所感也不过片刻的“态度”，如此你来我往的日常片刻，便足使某地民风给我们留下好感或恶感，无须追究多少大道理的。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这持续伤害文学与尊严的伟大民族，其“民族文学的尊严”竟如汶川校舍的预制板同样脆弱，而出语者一人居然自命代表十三亿中国人。

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话语”。患难见人心，大国遭遇大祸，我们衡量的是政府与体制的“心”。救肯定在救，唯有政府掌握援救的权力与实力，人民等着，从四面八方远远围观。现在全国其他地区尚且安全的人，无非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巨祸降临，人期待话语，并被话语支配。非典、雪灾、火车出轨，民众听惯了同样的话。还有别的语言吗？像人那样说话，说给人听。
不会有别的话语。民间也没有。我们不是宗教国家，没有万民的祈祷，没有世世代代为灾祸储存的语言，除了哭，骂，或者沉默，或者，照旧嘻嘻哈哈。

政治运作周全平衡，是属明智，施之于文艺，便起乖悖。

有幸先睹得《退步集续编》文章若干，文字雅达、文风坦荡、文气奇倔，常一语中的、发人深思，你认为这种文字的魅力来源于何处？它与你的绘画之间构成什么关系？

陈：“雅达”、“坦荡”、“奇倔”，别给我这么多好听的。你要是真喜欢我写的文字，就告诉我哪篇、哪一节、哪一句写得还可以。要是你真愿意讨论写作，告诉我哪篇、哪一节、哪一句写得有问题，有错，是什么问题，错在哪里——这才是刺激，是礼物。

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