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台是一个政府部门,但内容自主。它所制作的节目客观公平,水准很高,而且大胆创新,在香港人心目中很有地位。比如在1982年的篇章中所提到的粤语歌《狮子山下》,便是出自香港电台拍摄的同名电视剧,在1974年首播。剧中反映了当时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状况,活像一部历史纪录片。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铿锵集》播放了一个《97回归》系列特辑。在这个特辑里,记者在英国街头访问了市民对英国失去香港的看法,且走访了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参与过中英谈判的政治人物。访问的结果发人深省:当记者问一对年轻人对英国失去香港的看法时,他们反问记者香港是不是要还给日本了;另一个比较年长的英国人还问香港是不是在韩国。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无知,很多受访者都对记者表达了香港在回归后会变得更好的愿景。
记者所访问的历史学家对这种无知的行为给出了解释:英国人从获取香港开始,就从未在乎过这个地方。香港所发挥的作用,仅是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受访者之一、参与过中英谈判的柯利达爵士,更是勉励香港人对中国效忠,别对英国存有幻想。
这的确是个一针见血的见解。特辑主持在节目开端劈头就说“很多香港人以为,香港对英国举足轻重,在英国人心目中占一席位。这种想法,可谓近乎自作多情。”虽然有些香港人听了会不高兴，但这的确是实话。

而且我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打字，可是拼音没学好,这就更加拖慢了写作进度。我们小时候读书,普通话都没有学好,更遑论拼音。直到来到北京,才开始自学成才。

香港没有社会保障基金,退休生活都是自己搞定的。除了那些无可救药地依赖政府的人,大家都会老老实实地靠积蓄养老。
除了积蓄,香港还有个“强制性公积金”制度,雇员拿出月工资的5%放在私人投资公司设立的“强积金”账户里滚存。比如,如果月薪是3万元,也就是每月供1500元,直到65岁或者去世了才能领取。假设我月薪3万元,供款了40年,则在退休时,不算滚存回报,也可以拿到72万元。
强积金计划在2000年推行时,曾经受到不少香港人反对。

香港政府从50年代开始就推行公共房屋,叫“公屋”,也叫“廉租屋”。顾名思义,就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给贫困家庭。最初,这些公屋设备简陋,一家四五口挤在20来平方米的大开间里。里面没有厕所,洗澡也只能去公共浴室。烧菜呢?就像老上海弄堂样,在走廊解决。我们的上一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不少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
后来社会发展了,这些公屋不能满足居民置业的需求了,于是,政府就在我出生的1977年推行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简称“居屋”。这些房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居民,但前提是居民不能随意转售,否则就要先“补地价”,也就是先要把房子从政府那里赎回来。
“公屋”和“居屋”计划推行了多年,受惠的人也不在少数。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2014年报告统计,香港家庭中,30%住在公屋,15%住在居屋,住在私人房屋里的家庭只刚过一半。这公营房屋的比例,虽然没有新加坡那么高(80%的人住在政府房屋里),但也可见香港政府房屋福利的涵盖范围之广。

香港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537,是发达地区中数一数二的高;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同年数据是0.474,比香港贫富差距要小。由此可见,香港贫富悬殊问题严重,若不早日面对,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政府管治。

香港公务员“薪优粮准”,但空缺不多。直到2014年,整个队伍才只有16.5万人,以香港725万的人口来算,平均每个公务员服务44个市民,这个比例算高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对铁饭碗趋之若鹜;不过在好日子里,大家就不稀罕当这些捞不到半点油水的公仆了。
私人劳动市场又如何呢?大学刚毕业的,一般一个月赚个一万来块吧。但如果你是海归,或者是读医学、法律这些学系,当然另作别论。

公务员还有很多种。大学毕业生可以考警务督察,起薪33275港元(约人民币27000元)。没有上大学的也不用灰心,可以投考纪律部队(一般指警务处、入境处、海关、消防处、惩教署),起薪点是“一般纪律人员(员佐级)薪级表”第4点，也就是18060港元（约人民币14500元），也不错了。

香港政府公务员有个嫡系系统,叫AO,是Administrative Officer的简称,中文叫政务主任。所有政府高官,除了“空降”的特首之外,包括司长、局长等,都是从这个系统来的。大学毕业的人可以考AO,一旦高中,就像科举考中状元一样,仕途无可限量。
而“钱”途呢?2015年的起薪点是每月43120港元(人民币约35000元)—重点是,拿这个薪水的,都是刚刚毕业的黄毛大学生啊!而且还是铁饭碗,若考上那真是爽歪歪了。
爽歪歪的事,当然没那么简单。2014-2015年度的公务员综合考试,参加人数逾4万人,而AO职位却只录取30人,可谓万里挑一。可是,在我认识的AO中,不止一个人在干了几年之后自愿离开公务员队伍。有些想寻求更高的薪水,有些去了NGO(非政府机构)以另一个方式服务社会,也有受不了公务员制度僵化守旧而辞官的。

一些公营机构的薪酬都不特首有吸引力。比如金融管理局。由于金管局员工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他们的薪金不用跟着公务员规矩走。虽然金管局总裁是香港特首的下属,但他的薪水反而比特首高,基本薪金是650万港元(人民币520万元)年,还有最高260万港元(人民币208万元)的奖金,加起来是上司的两倍以上,真个是肥差。

香港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我上网查了查,现任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年薪为375万港元(按现在汇率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00万元);他的顶头上司,也就是特首,刚刚在2015年1月为自己涨了工资,现在是月薪37.1万港元(人民币30万元),每年2天假期还配两套官邸(在中环半山区的礼宾府,以及粉岭别墅)、7个司机、20多个管家及佣人。
30万一个月,在香港算什么水平?梁振英的工资比奥巴马高四成,但比起好多私营机构来说,吸引力又好像不够。香港缴纳“薪俸税”最多的人,我们叫“打工皇帝”。这称号,不少年都由霍建宁蝉联。霍建宁是谁?他乃鼎鼎大名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左膀右臂。光在2010年这一年,他就交了9100万港元(人民币7280万元)的薪俸税。据说,霍建宁年薪为2.74亿港元(人民币2.2亿乙元)。假设他每天上班12小时,1分钟就赚1000多块(人民币800块)。在我看来,他不是“打工皇帝”那么简单,而是“打工之神”了。
别说企业了,就连一些公营机构的薪酬都比特首的有吸引力。

“小孩撒泡尿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就不文明了吗?你们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我们供水供食物,你们早饿死了。”
这种论调,我听过不止几干遍了。先不说我们是真金白银买水买食物的,怎么一讲到两地矛盾,就老会扯到“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或者“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争论上?也许那个把小孩便溺拍下来的香港男,骨子里的确看不起内地人,但那又如何?人必先自重而后人重之。走到外面,大家守礼守法,不丢中国人的脸,人家自然就不敢瞧不起。我这人在香港同龄人中,算比较有民族认同感的,觉得大家在自己家门口丢脸还好,到了外国就更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别动不动就挑衅人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但也不用打人吧?”我说。“但他们只是爱子心切,要保护孩子的隐私权啊。”—这个观点我也在网络上看到过,不过还是接受不了。读法律训练出来的逻辑思维,让我不禁想:在带着小孩大小便之前,家长有没有尽力地寻找过附近的厕所?遇到别人拍照,除了打人,他们]有没有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在没有更多理据说服我之前,我还是觉得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让孩子便溺,是世界上大部分城市的居民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不过,再想深一层,当我把这件事和人们的价值观做出对比时,我发现自己是在运用“普世价值观”来分析事情,但普世价值观碰上内地,也可能会得出很意外的结果。比如,在内地,大家般觉得自家小孩的需求有些时候也可以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大家也见怪不怪。在这里,重点词是“见怪不怪”,也就是说,内地的潜规则是:我容忍你家孩子随地便溺,你也别管我家孩子随地便溺。但在香港,大家的不明文共识是:我宁愿孩子尿裤子都不会让他当众便溺,同时,我也不容忍别人这样做。所谓的两地矛盾,都是起源于两地价值观的差异吧。

随着时间推移,陆港矛盾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同年10月,“香港人优先”组织的三个成员冲击了解放军驻港军营,挥动1997年前的香港旗,因此被警方逮捕。
这面港英旗帜,在香港殖民地历史中曾多次被修改。最后版本是在1959年颁布的,一直用到1997年香港回归为止。这面旗本应送去博物馆了,但一些香港人,大部分是愤青吧,近年来却常常举起这面旗帜游行。内地朋友看到了,会解读成那是“港独”的象征,但我觉得“港独”在香港没有号召力,举旗只是本土意识抬头的象征。
这面旗在以前的场合也被人挥动过。前文中提过,在自由行购物热点—广东道的D&G服装店,有保安员驱赶在店门外拍照的香港人,却容许内地游客摄影。那时候,就有人举着港英旗帜游行。表面上,这些活动表达了香港人对D&G处事手法的不满,但深究下来不难发现,其实是有些香港市民不忿本地购物区被内地游客攻陷,甚至造成物价上涨。

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我们]这班港怂,在内地生活久了,对内地的人与事都有更客观的看法。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接触多了,隔阂、偏见就会少起来。希望这本小书也能起到破除隔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