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情都是问题，它们是严重的，而且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在这死亡的边缘，生活有一条极为简单的路线，它只局限在最迫切的事物上，其他的一切都处在深沉的睡梦中——这就是我们的蒙昧，我们就这样被拯救了。要是我们具有更细微的辨别能力，那么我们早就发疯、当逃兵或是阵亡了。这就像在冰山中探险一样一生活的每种表现都只能为继续生存服务，而且不可避免地只能去适应它。其他的一切都被排斥了，如若不然，它们就会不必要地消耗力量。这就是拯救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式。每当寂静的时刻，过去岁月那捉摸不定的反光像一面黯淡的镜子，在我前面照出我现在存在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常常面对这个自己坐着，仿佛坐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后来我感到奇怪，那个称为生命的不可名状的活跃的东西竟然已经适应了这个形态。其他所有表现形式都处在冬眠状态，生活仅仅是在暗中守候死亡的威胁——它把我们变成有思维的动物，以便把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它把麻木不仁灌输给我们，使我们在恐怖面前不致崩溃，而在我们具有清晰的、有意识的思想时，恐怖就可能向我们袭来；它在我们心中唤起友谊的意识，使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它赋予我们野兽的冷漠，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感知每一个积极的因素，并把它作为储备保存起来，以对付虚无的进攻。就这样，我们过着一种极为肤浅的、封闭的艰苦生活，只是偶尔有件事会射出一点火星。但是随后却令人意外地出现猛烈的、可怕的渴望的熊熊火焰。

我很年轻，现在才二十岁，但是我所认识的人生，无非是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苦难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最无意义的浅薄。我看到各国人民都被迫相互敌视，并且默默地、无知地、愚蠢地、顺从地、无辜地相互杀戮。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发明武器和制造舆论，以便使这一切更巧妙、更长久地持续下去。这边和那边以及全世界所有与我同龄的人，都同我一样看到了这种事，我这一代人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种事。如果我们有一天站起来，走到我们的父亲们面前，要求说明情况，他们会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来临，他们指望我们干什么呢？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一这是我们一生中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仅局限于死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晚上，他们又站在铁丝网栅栏的旁边，风从桦树林朝他们吹去。星星给人以寒冷的感觉。我现在认识了他们中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德语说得相当好。他们中间有一个音乐家，他说他在柏林时曾是个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奏点钢琴，就去拿来自已的小提琴，拉了起来。其他人就坐了下来，背靠着铁丝网栅栏。他站着演奏，时常现出小提琴手闭起眼睛时所特有的那种超然的神情，随后他又有节奏地摆动乐器，朝我微微
笑着。
他演奏的大概是民歌，因为其他人也一起哼着。哼唱声仿佛来自地狱深处一片黑黝黝的丘陵。小提琴演奏的乐声宛如一位苗条的女郎亭亭玉立，既响亮，又孤独。哼唱声停止了，小提琴仍在演奏——在夜里它是那么微弱，仿佛就要冻结起来似的；人们必须紧靠着站在旁边，要是在室内也许会好些——在外面，琴声孤孤单单地四处飘散，让人感到伤心。

我看着他们黑乎乎的身影。他们的胡须在风中飘动。除了知道他们是俘虏外，我对他们就一无所知了，而正是这一点使我受到震动。他们这一生既不可名状，又清白无辜——假如我对他们了解得多一点，比如知道他们的姓名，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知道他们的愿望，知道他们为何心情沉重，那么我内心的震动也许就会有目标，也许会变成同情。但是现在，在他们后面，我只是感觉到众生的痛苦，生命可怕的忧郁，以及人的残忍无情。
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成为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能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我们准也不认识的几个人签下了一份文件，以往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蔑视和严惩的东西，就成了我们多年的最高目标。看着这些满脸稚气、蓄着使徒式胡须的默不作声的人，谁还能够以敌友来区分吗？新兵眼中的每个军士，以及学生眼中的每个首席教师，在我们看来都是比他们更加凶恶的敌人。然而要是他们有朝一日获得了自由，我们又会向他们开枪，而他们也会向我们射击。

看他们的动作，看他们乞讨，可真令人伤心。他们个个都相当虚弱，因为他们所得到的那么一点儿东西，仅能使他们免于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早就吃不饱了。他们都得了痢疾，有些人带着胆怯的目光，偷偷地把他们沾上血的衬衫角拉给别人看。他们弓着背，弯着脖颈，曲着膝盖，伸出一只手，低垂着脑袋说着仅会的几句德国话乞讨，样子十分可怜。他们乞讨着，用那种柔和微弱的低音，这种低音让我想起温暖的火炉和家乡的小房间。
也有人会上去一脚把他们踢倒一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少，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他们，只是从他们身旁走过去。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叫人感到非常讨厌，于是人们就发起怒来，随即踢他们一脚。要是他们不是这样瞅着人家就好了——两只眼睛这么小的地方，用一个拇指即可以捂住，却隐藏着怎样一种不幸啊。

可是最美的要数那一片片的白桦树林了。它们每时每刻都变换着颜色。这一刻，树干闪着最亮丽的白色，而树叶柔和的谈绿色则像绸子一样轻轻地飘着；刹那间，一切又都变成了闪着乳白色光的蓝色，这种蓝色从树林边缘掠过来，呈现出银色，把绿色也抹去了；但是，当一朵乌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它又立即在某个地方加深颜色，几乎变成了黑色。而这个阴影如同幽灵一般穿过如今已变成灰白色的树干，继续飘过荒原，一直飞向地平线，这时候，桦树已经像白旗杆上的节日旗帜一样，挺立在染成金红色的树叶的前面。

可以安静地坐在某个地方，比如在酒店老板的花园里面对着栗树，在九柱戏球道旁边，那是很美的。树叶飘落到桌子上和地上，也就是几片。在我面前放着一杯啤酒，我是在部队里学会喝酒的。酒喝了半杯，就是说，还可以喝上美美的、清凉的几大口，此外，如果我乐意，还可以要第二杯，第三杯。这儿没有集合，没有猛烈的连珠炮火，老板的孩子们在九柱戏球道上玩耍，一只狗把它的头搁在我的膝盖上。天空蔚蓝，在栗树叶子中间，耸立着玛加雷特教堂那绿色的
塔楼。

我们看到头盖骨被炸飞的人还活着；我们看到两只脚被炸碎的士兵在奔跑；他们靠着碎裂的脚部残肢踉踉跄跄地拐进了最近的一个坑洞；一个二等兵用两只手爬了两公里远，拖着自己被炸烂的膝盖向前；另一个二等兵朝急救所走去，手里捧着从肚子里滑出来的肠子：我们还看到一些没有嘴巴、没有下巴、没有脸庞的人；我们发现有个人用牙齿紧紧咬住一只胳臂上的动脉两个小时，以免自己因出血过多而死去。太阳升起，黑夜来临，榴弹一直在呼啸，生命已到了终点。
然而，我们躺在这一小块被翻得到处坑坑洼淮的土地上，面对敌人的压倒优势却依然坚守着，仅仅放弃了几百米。但是，每一米土地都有一人阵亡。

阿尔贝特把它说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有道理。我们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再对这个世界发动进攻。我们是逃兵。我们躲开自己，躲开我们的生活。当时我们才十八岁，刚刚开始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然而我们不得不对它开炮。那第一颗打来的榴弹，击中了我们的心坎。我们与行动、追求和进步割断了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它们了。我们相信战争。

对于我们十八岁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应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走向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介绍人和引路人。有时我们嘲笑他们，稍微戏弄他们一下，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信任他们的。在我们思想上，他们所代表的权威这个概念，是和更远大的判断能力和更加合乎人性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粉碎了我们这种信念。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比他们那一代人更诚实；他们超出我们的，无非是空洞的言辞和巧妙的圆滑。第一次雨点般的炮火就指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在炮火底下，他们谆谆教导我们的那种世界观土崩瓦解了。
他们仍在继续撰写文章，进行讲演，而我们却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把效忠国家看成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恐惧比以前更加强烈了。然而我们没有成为叛变者，没有成为逃兵，也没有成为胆小鬼一所有这些词汇他们信手拈来就随便使用一我们像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在每次进攻时总是勇往直前；但是我们现在会进行区别，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我们看到，他们那个世界已经完蛋了。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非常可怕，而我们只好一直孤独下去。

西线无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