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法国单身女人的处境；她享受到合法的独立，与妻子受奴役的地位对比鲜明，她是一个异常的人；因此，风俗急匆匆地要收回法律给予她的一切；她拥有一切世俗权利；但这是抽象的、空洞的权利；她既不拥有经济自主，也不拥有社会尊严，一般说来，老姑娘躲藏在父亲家庭的暗影中，或者在修道院内找到她的同类：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落在女人身上的最厉害的诅咒，就是她被排除女在这些远征之外；男人不是因为献出生命，而是因为冒生命危险，才高出于动物之上；因此，在人类中，优越性不是给予生育的女性，而是给予杀生的男性。

主体在锻造工具时锻造自我，在征服大地时自我征服。

这样，女人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便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像倍倍尔在关于妇女的大部头著作中所写的那样。书中说：“妇女和无产者，两者都是受压迫的。”正是从机械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应该将两者解放出来。妇女问题约减为工作能力问题。在技术适应女人的能力的时代，女人是强大的，当女人不能利用技术的时候则会失去优势，在现代世界中，女人重新获得与男人的平等。资本主义的老式家长制统治的抗拒力量，在大多数国家阻止这种平等具体实现：只有这些抗拒被粉碎了，平等才会实现。苏联的宣传称平等已经在苏联实现。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就再也不分男人和女人，而只有彼此平等的劳动者。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的历史：这历史本质上取决于技术史。在石器时代，土地为部落的全体成员所有，原始的铲和锄头的基本性质限制了衣业的可能性：女人的力量只够从事开发园子的劳动。在这种原始分工中，两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在两个阶级中存在平等，男人狩猎和捕鱼，女人呆在家里；但家庭任务包括了生产劳动：制造陶器、纺织、园艺；由此，女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发现了铜、锡、青铜、铁，随着犁的出现，农业扩展了领域：开发森林、耕耘农田都需要密集的劳动。于是人求助于他人的服务，迫使他们成为奴隶。私有制出现了：奴隶主和地主也变成了女人的所有者。这就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失败是由于随着新工具的发明，劳动分工带来的变化。“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一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于是，父权代替了母权：领地的转让是从父到子，而不是从妻子到她的部落。于是出现了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父系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女人受压迫，作为主宰者统治着的男人荒淫无度、任意妄为：他同女奴或妓女睡觉，他可以有多个配偶。一旦风俗允许也能以牙还牙，女人便以不忠来报复：婚姻自然而然以通奸来补全。这是女人对她所忍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自卫手段：她遭受的社会压迫是她遭受的经济压迫的后果。平等只有两性在法律上权利平等时才能重新建立，但这种解放要求全部女性返回到公共职业中。“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不从存在的事实出发，不可能阐明这一点：主体的异化倾向；主体对它的自由感到焦虑，便在事物中寻找自身，这构成一种逃避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根本的倾向，以至一旦断奶后，孩子便与一切分离，他竭力在镜子中，在他双亲的目光中把握他异化的存在。原始人在超自然力、在图腾中异化；文明人在他们个体的心灵、在他们的自我、在他们的名字、在他们的财产、在他们的作品中异化：这是非本真性的第一次诱惑：阴茎特别适于对小男孩起到这种“分身”的作用：对他来说，这是外于他的客体，同时这就是自己；这是一个玩具、一个玩偶，也是他的肉体；双亲和乳母把它看做一个小人儿。于是人们设想，对孩子来说，阴茎变成“一个alter ego，通常比他更加狡猾、更加聪明、更加灵活”，由于小便功能和稍后的阴茎勃起介于有意识的过程和本能发生的过程之间，由于阴茎是一个多变的、几乎是外来的、主观感受到的快感的源泉，因而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特定的超越性以可以把握的方式体现在阴茎中，它是自豪的源泉，因为男性生殖器是分开的，男人可以把满溢而出的生命汇合到他的个体性中。于是人们设想，阴茎的长度，小便喷射、勃起、射精有力与否，对他来说变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

弗洛伊德阐明了一个事实，在他之前，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的重要性：男性的性敏感最终局限在阴茎中；而在女人身上，有两个不同的性敏感系统：一个是在童年阶段发育的阴蒂，另一个是只在青春期之后才发育的阴道；当小伙子达到生殖期时，他的发育完成了；他必须从快感以主体性为目的的自体性行为，过渡到将快感和一个对象、正常情况下是和女人联结起来的他体性行为；这个过渡在青春期经过一个自恋阶段后产生，但是，阴茎就像在童年时那样，将仍然是享有特权的性器官。女人也要越过自恋阶段将性欲对准男人；不过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她需要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对男人来说，只有一个生殖期，而在女人身上却有两个；她很有可能达不到性发育的终点，停留在童年阶段，因而发展成神经官能症。

在许多女人身上，内分泌的平衡重新建立。于是女人从女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她和阉奴不同，因为她的生命力不变；然而，她不再受到满溢而出的力量的折磨：她同自身相二致。有时人们说，上年纪的女人构成“第三性”；事实上，她们不是男性，但也不再是女性；尤其这种生理上的自主性是通过一种她们以前并不拥有的健康、平衡、活力表现出来的。

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

生理需要性欲和延续后代的愿望使男性处于女性的支配之下，却没有从社会上解放妇女。主奴双方因互相的经济需要而团结起来，这种需要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是因为在主奴关系中，主人没有提出他对另一方的需要，他掌握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力，但没有从属于这种权力，相反，处在附属地位的奴隶，出于期望或恐惧，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虽然这种需要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却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这就解释了，比如，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会如此缓慢。然而，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今日仍然如此，虽然女人的状况正在变化，但仍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

显而易见，男人梦想成为赠与者、解放者、救世主，还是希望奴役人；因为，为了唤醒睡美人，必须让她睡着；必须有吃人妖魔和龙，才会有被囚禁的公主。男人越是有兴味从事艰难的事业，他越是乐于让女人独立。征服比解救和给予更为吸引人。

诗歌要截取日常的散文之外存在的东西：女人是有巨大诗意的实体，因为男人在她身上投射了他决定不愿成为的一切。她象征着梦；对男人来说，梦是最内在又最外在的在场，是他不愿意要、不愿意做却又渴望和不能达到的东西；作为深邃的内在性和遥远的超越性的神秘他者，把自己的特点赋予他。

“贤妻”被结婚仪式剥夺了魔法武器，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从属于她的丈夫，对男人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她是这样完全属于他，以至同他具有一样的本质:“你盖尤斯在哪儿，我盖亚就在哪儿”；她用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他为她负责：他把她称为自己的另一半。他为自己的妻子，正像为他的房子、他的土地、他的畜群、他的财产一样感到骄傲，有时更有甚者；正是通过她，在世人眼里，他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她是他的尺度，他在人间的份额。

男性的梦想之一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使她永远属于自己；但最狂妄的人也知道，最后只剩回忆，最热烈的意象同感受相比也显得冷冰冰。全部文学都揭示了这一失败。人们将这失败归因于女人，称她朝三暮四、水性杨花，因为她的身体使她注定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人，而不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男人。她的背叛格外忘恩负义：是她把情人变成一个猎物。

因此，在一切社会中，男人受到那么多的禁忌保护，对付女性的威胁。反过来则不同，女人没有什么要害怕男人；男人的性器官被看做是世俗的。男性生殖器可以提高到神的尊严地位：在对它的崇拜中，没有加入任何恐惧因素，而在日常生活中，女人用不着从神秘主义角度上防备它；它对她来说仅仅是有利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母权制社会中，性关系十分自由；但这仅仅是在女人的童年时期、青春初期，这时性交还没有与生育的概念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