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逊帝溥仪年满18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而“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

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默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无常。说到底,只有宫殿才是最后的赢家。它是权力和野心的最大容器,无论多么桀骜不驯的身体,最终都要到这里报到,所有的反抗、厮杀、呐喊,最终都将被收束于宫殿的臂膀中,在后宫的脂粉军团的杨柳细腰中消隐于无形。

我突然想、整座紫禁城同样可以被当作大地上的植物看待,因为它同样有着生与死、枯与荣。它是一种更加巨大的植物。中国式建筑本身就以木构为主,它是树的化身,让树变成房间,去安顿每个朝代和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乃至每个朝代的命运,也因此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高尔泰将其称作“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这样的秩序,又将一个个鲜活的生活裹挟其中,成为它们的人质。在这样的秩序中,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就像花园中的花朵,在开放与凋谢中永无止境地循环。

但吴三桂最大的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他不应该心急火燎地杀死永历。永历已经逃至缅甸,穷途末路,小阴沟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只要他在,朝廷就不敢动吴三桂。可以说,永历非但不是吴三桂的敌人,反而是吴三桂的护身符,吴三桂非但不能抓他、杀他,而且要护他、养他。永历的生老病死,决定着吴三桂的安危吴三桂的福音,原竟不是出自朝廷的恩典,而是来自永历的赐予。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水至清则无鱼,包括吴三桂这条体肥肉厚的大鱼。他的恩师洪承畴在离开云南时曾经忠告吴三桂:“不可使连续日无事。”但吴三桂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后来不断在云南制造些小乱,借以向朝廷要钱和索功,但都是小打小闹,亡羊补牢。
在养敌自重这方面,他比不上晚清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一根手指头。
而康熙的错误则在于,在“平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急躁冒进。那时的康熙,血气方刚,眉宇间闪烁着指点江山的气概。大事不着急,“平三藩”本可以慢慢来。“三藩”之中,平南王尚可喜最乖，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春天里上疏康熙,要求放弃兵权,带全家归老辽东。尚可喜自动撤藩,逼得不愿撤藩的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得不做出自动撒藩的政治表态,吴三桂自信地说:“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没想到康熙在他的撤蕃申请上批下两个最可怕的字—同意。
在康熙迅疾地写下“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的批文之前,他实际上还有更加稳当的选项:既然尚可喜自动撤藩,就先成全他,另两个看情况慢慢来,比如“三藩”之中吴三桂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年龄也最大,时间站在年轻的康熙一边,他耗得起,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会把吴三桂活活耗死,等他百年之后,再图撤藩不迟,至于耿精忠,实力远不及吴三桂,吴藩一撤,耿藩也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安意如说:“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

火焰与纸页的形而上关系就这样确立了——死亡的意志越是强大,再生的冲动也就越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在那些纸页的背后,挺立着文人的身姿。所有书册,只有依托于一代代文人才能活起来。有他们在,那些死去的文字就能在新的纸页上复活。这样,面对书册,我们就不再感到忧伤,因为那些藏书阁里,存在的并不只是“千箱万帙”的书册,而是知识,是思想,是千年不易的信仰;书册中的一笔一画,横横竖竖,都是文人们的骨骼骨头,比时间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