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于其所必需的一切天生享有获取的权利,但在人通过实际行为确立了对某些特定财物的所有权以后,也就排除了对其他财物无休止的占有。占有的份额一经确定,便成为必须遵守的界限,对共同体再不可要求更多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最先占有的权利,尽管在自然状态下如此弱不禁风,却必须为每个公民所尊重。在这种权利中,人们对于其他人所有物的尊重要少于对不属于自身所有物的尊重。
一般说来,要在一片土地上确立最先占有的权利,需要以下的条件:第一,这片土地此前尚无任何人居住;第二,人只占据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人们占有一块土地,并不是通过空洞无意义的仪式,而是通过劳动和耕作,唯有劳动和耕作才是
在没有法律凭据时,唯一值得他人尊重的所有权标志。
…古时的君主( monarque)似乎并未充分觉察这一好处,他们仅仅自称为波斯人的王、斯基泰人的王、马其顿人的王,仿佛更倾向于自视为人群的首领而非国家的主宰。今天的国王则更加巧妙,自称为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英格兰国王等等。掌控了国土,当然也就掌握了一国之上的居民。
这种转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通过接受个体的财物而将其据为己有,恰恰相反,反而确保了持有财产和合法性,使占有得以成为真正的权利,使享有得以成为所有权。所有人被认为是公共财物的保管人,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所有强力用于对抗外侮,这种转让不仅利于公众,而且利于个人。他们可以说是在转让中获得了自己所付出的一切。

只受欲望驱使等同于奴隶,服从制定的法律才有自由。

人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一切对其有诱惑力和其所期待的事物的无尽权利。人因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对其所占有的一切的所有权。

不过,由个体组成的主权者没有也不能有悖于个体利益的利益诉求。所以说,主权者权力完全没有必要对臣民做出担保,因为这样的整体不可能有意损害全体成员一分一毫的利益。…
可是臣民对于主权者却并非如此。尽管有公共利益,但如果不采取手段确保臣民的忠诚,便完全无法保障臣民履行他们对主权者的承诺和义务。
实际上,作为人,每个个体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意志可以与其作为公民所处社会的公共意志相反或不同。个人利益可以与公共利益完全不同,个人作为天生独立的绝对存在,可能将其对公共事业所应承担的义务视为一种无偿的贡献,为此所避免的对他人的危害要小于自己的贡献所要付出的代价。…
为使社会公约不至于落为一纸空文,应默许地包含这一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使得任何拒绝服从公共意志的人都成为整体的对立面。这意味着强迫他自由,因为这就是使每位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其他人身依附。这种自由是政治机器运转的条件,也是唯一使公民责任( engagementcivl)合法化的条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每一位臣民都身处上面两种不同的关系之中,公共决议( deliberation publique)可以要求所有臣民对主权者承担义务,但是反之要求主权者对臣民承担义务却是行不通的。…既然主权者只能作为单一的个体考虑,也就类似于个人不能与自己缔结限制自己的约定。…这样并非意味着,这种共同体不能与外人订约。因为在外人眼里,这种政体已经成了一个简单的存在,一个个人。
然而,生命力根植于契约神圣性的公共政体或主权者,永远不可能强制自身—即使是对于他者——承担有损于最初缔约行为的义务。比如出让自己的某一部分,或归顺于另一个主权者破坏自身立足的缔约行为,无疑是自取灭亡,最终归于虚妄,再无作为。
一旦一群人如此团结成为一个集体,得罪其中的一分子,便不啻为对整个集体挑衅。如若触犯这个集体,其成员更是不可能不同仇敌忾。这样一来,义务和利益对缔约双方都有同样的约束力,要求双方互相帮助。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述的公式成立联合体的形式,是用契约将公众和个人紧密联结在一起,每一个参与缔约的个人都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做出了约定和承诺,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对于孤立的个体,他们是主权者的成员;而相对于主权者来说,他们又是国家的成员。
但在这里却不适用于那条民法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不遵守本人对自己订立的规约”。因为自
已对自己的订约,和对自己只属于其中一部分的全体的订约,者之间还是相去甚远的。

有人或许会说,专制君主为臣民提供了社会的太平。即便如此,如果君主的野心使臣民遭受战争,如果君主欲壑难填贪得无厌,如果统治部门鱼肉百姓,那么臣民从这样的太平中得到了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太平对他们而言无异于苦厄,那么臣民从这样的太平中又得到了什么呢?被关在监狱里的日子也是安全和稳定的,难道囚徒在监狱中感觉很好吗?被独眼巨人关在山洞里的希腊人也一样平静地生活着,却只是平静地等待轮到自己被吞食的那一天。

“找到一种联结共生（association）的形式，能够抵御外侮，保护联结体内每一位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在这样一种共生形式中，每一个人都与集体休戚相关，但同时也只服从于自己，保持着与过去相同的自由。”社会契约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对国家，只要敌国的保卫者手中还有武器，就可以杀死他们。可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便不再是敌人或敌对分子，而是还原成了普通人，别人就没有权利再剥夺他们的生命。有些时候，完全可以兵不血刃消灭一个国家而不杀死该国的任何一位成员。战争没有赋予人们与其最终目的无关的任何权利。

首先，强力不能造就权利；其次，人们仅有义务服从合法的权力。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中，最古老而又唯一天然产生的是家庭。然而，在家庭关系中，孩子对父辈的依附也只出于他们需要父辈的养育，一旦不再需要，天然的依附关系也就随之消弭。孩子们解除了服从父辈意志的义务，父辈也解除了养育孩子的义务，双方都各自同等地回到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保持着相互联系，那么便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出于自愿。家庭也只是靠协约来维系着。

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社会中的领导者好比家庭里的父亲，社会中的人民好比家庭里的孩子。二者都生来平等自由，也只为了自身利益才会牺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