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荆公为何所遭非议


当时诸君子之攻新法也，

其有弊者固攻之，其无弊者亦攻之。

诚有如公之所云，意不在于法也。

为公之计，惟有一事不办，偃然与彼辈同流，庶可以免于罪戾，

而无如非公之本意何也？

且法既已善矣，其有弊焉，则非法弊而人弊也。

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

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

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

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

使彼虽极其诪张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

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

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

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伍，荆公的民政及财政改革


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

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

实欲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

故发达国民经济，实其第一目的，

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

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

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

国中豪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富又习于奢汰，

不以其所得为母财，而贫民涓滴之母财，又为兼并家岁月蚀尽，

则一国之母财举匮，而民之生无以复聊，

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

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

则国家而已。

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

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陆，为何中国改革如此困难？


所谓大政治家者，

不外整齐划一其国民，使之同向于一目的以进行，

因以充国力于内而扬国威于外云尔。

欲整齐划一其国民，则其为道也，必出于干涉。

准此以谈，则干涉为政治家唯一之手段，抑章章矣。

而此手段者，行诸小国则易，行之大国则难。

小国行之则利余于弊，大国行之则弊余于利。

是故畴昔之治大国者，惟有二法焉：

一曰威劫

二曰放任

放任既久则有乱，乱则有亡，亡则有兴，

有兴则有威劫，威劫既倦，则返于放任。

大国之难于干涉，且弊余于利既若彼矣，

故吾窃以为太大之国，

利于洸洸之武夫以为舞台

利于碌碌之余子以为藏身薮

而最不利于发强刚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

自今以往，交通机关日渐发达，

其大国壹如畴昔之小国，则政治家之成就也较易；

而在畴昔，则天下至难之业殆未有过是也。

其难如彼，则其所成就仅如此，固其宜也；

其难如彼，而其所成就尚能如此，

则荆公在古今中外诸政治家中，其位置亦可想见也。

荆公之干涉政治，有为立宪国所能行，而专制国极难行者，甚且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

夫以数千年未经干涉之民，而卒焉以此加之？

其群起而哗也亦宜。

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

为不良乎？

吾卒无以名之也。

捌，荆公之成败得失


世之议荆公者，徒以其变法；

故论公之功罪，亦于其所变之法而已。

吾常谓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无绝对的良政治。

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谋国利民福，殆可谓之“良”也已。

虽然，谋焉而得焉，则其结果为良；

谋焉而不能得焉，则本意虽良，而结果反极不良者有焉矣。

故夫同一政策也，

往往甲国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国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

甲时代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时代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

此政策者，果为良耶？不为良耶？

曰：是无可言。

其有可言者，则适不适而已。

荆公所变之法，

吾欲求其一焉为绝对的不良者而不可得，以其本意固皆以谋国利民福也。

然以荆公而行之，则其适焉者与其不适焉者盖相半而已。

荆公尝以小试诸一郡一邑，而固有效矣。

不宁惟是，以吾所睹闻，

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

而新兴之德意志为尤夥，而其成绩灿燃，既若是矣。

荆公同操此术，而又以至诚侧怛忧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睹何也？

殊不思三代以前之政治家，其所经划者，千里之王畿耳，否则数百里之侯封耳，

而今世欧洲诸国，其大者不过比吾一二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县也，

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效者，

今世欧洲各国行之而有效者，

荆公宰鄞时行之，其收效当与彼相等，是敢断言；

及夫宰天下时行之，其收效能否与彼相等，是不敢断言也。

吾读国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数人焉：

曰管仲，曰子产，曰商君，曰诸葛武侯。

夷考其所处者，则皆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也。

其所统治者，则比今之一省或数州县也。

乃若大一统时代，综禹迹所淹而理之，

则欲求其运精思宏远猷使全国食其赐如彼数子者，

盖未之有。

柒，荆公与神宗事业之成败论


神宗自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

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无行义者。

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

风俗坏，

则朝夕左右者皆怀利以事陛下，

而不足以质朝廷之是非；

使于四方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

其弊已效见于前矣，恐不宜不察也。

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

故；

熙丰间用人有失当者，其责固不尽在荆公矣。

神宗求治太急，

而君子之能将顺其美者太寡，

故于用人若有不暇择焉。

此则神宗之类累，而亦荆公之类累也。

叁，荆公变法


彼其所谓祖宗成法者何？

袭前代之旧而已，前代又袭前代之旧而已。

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下愈况，其以政治家闻于后者，不过就现有之法，综核名实而已。

其一倡变法之议者，惟汉之董子。

其言曰：

若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公之所持国民皆兵之主义，

今世东西诸国罔不由此道以致强；

而我中国自秦汉迄今二千年，前夫公者、后夫公者，无一人能见及者也。

而其导国民以尚武也，必在于学校，与今世学校之特重体育者，又何其相吻合耶？

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弥甚。

侈靡之戒，古有常训，而近世之人，或见今之欧美其奢弥甚，而其国与民弥富，则以为奢非恶德者有焉。嘻！甚矣其谬也！凡一国之经济，必母财富然后其子财得以增殖，而奢也者，所以蚀其财而使不得为母者也。故奢也者，亡国之道也。今之欧美，以富而始奢，非以奢而致富。

肆，荆公事业未竟之原因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

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

则朋党累之也。

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

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

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

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

一言以蔽之，曰：

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

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

一由于右文而贱武；

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

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

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

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自诋，而以朋党之名加人，

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贰，宋之为何弱其兵弱其将？


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

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

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

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

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

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

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

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

宋则何有焉？

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

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

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

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

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

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

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

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

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

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

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

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

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

壹，宋之中国为何积贫积弱？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

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

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

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

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

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

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

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

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

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

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

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

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

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

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

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