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系统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研究纲领,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可以走出历史迷宫的道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被时间尘埃淹没的过去中发现事实,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寻找规律。人们渴望着种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本书仅仅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来鼓舞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尝试。四百年前,培根说过:“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我们的尝试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坚信,如同人类正在逐步认识那浩瀚宇宙的规律一样,亿万人历史活动长河中存在的盲目性在人类科学和理性面前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总之,虽然社会形态不同,社会结构子系统的调节方式不同,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我们却从机制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调节功能总会在自身运行中产生破坏自己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万古长存的帝国,也没有一个达到互相维系的状态后就永远不变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抑制这种自我摧毁力量的增长。我们以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

人们会问,为什么破坏功能耦合的毒素积累是不可遏制的呢?社会作为一个功能上相互调节的系统,总是有能力调节子系统出现的各种偏离现象,它有巨大的内稳定机制和应变能力。正是它调节和控制了各个子系统内在的变化趋势,避免了自我崩溃,保持了结构的存在。为什么这种调节能力对慢性积累的毒素破坏功能耦合却无能为力呢?关键在于:这些毒素的增长之所以不可遏制,因为它们不是系统内一般的不稳定趋势,而是调节器在调节中自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量。它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是调节器本身老化朽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愈合能力对它不起根本作用。

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调节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例外。

中国传统社会各个子系统间相互调节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同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不同,但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调节功能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的却如出一辙。

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能互相维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在西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人有生存权,这就使得“二战”前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即使发生萧条,亦不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无法维系生计的情况,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又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三至四倍。消费社会来临了。

主义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在这一挑战面前,西方各国亦必须联合起来遏制共产主义的张,自由世界的观念由此得到强化。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一样,西方自由世界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就是一例。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希望欧洲迅速完成重建。1947年至1951年间,美国对欧洲拨款达131.5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赠款。该计划消除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有助于西欧的体化。该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今天,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已得到透彻的研究。它有如下六个特点。第一,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信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西方政治学家是通过将苏联社会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总结出上述结论的。其实,在上述六个特点的背后,存在个人权利缺失导致意识形态凌驾法律之上这一核心原则,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因此,当意识形态性质不同以及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发生的历史境遇存在巨大差异时,与其相应的各种极权主义社会形态是不可比的,也遵循着不同的演化逻辑。

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从而使得各种轴心文明的传统都可以卷进来填充其含混空白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犹太教传统对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的影响。①事实上,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去建立合理的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支配,特别是由人们习惯的社会整合模式所规定的。

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亦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而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①在马列主义被中国人知晓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方向。也就是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早在十九世纪初,全球化刚开始时,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表面上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贫困问题,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无法维持其生计。③经济自由主义将其归之于社会现代转型的不彻底。在传统社会即使很多人生活数据相当缺乏,但有机的社会联系不至于使穷人流落街头。而在完全由个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市场为生。当社会有机体解体而市场机制又不够发达时,就出现了大量穷人流离失所。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工人贫困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所致。他认为,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市场组织完全代替社会有机体,贫困问题会自然解决。

一般说来,只要全球民族国家秩序是稳定的,国与国的冲突通常会迅速平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亦不算大事。十九世纪的战争有两类,一是频频发生的民族独立,二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帝国的冲击和争夺殖民地引起的战争。它们都没有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但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变异,使得奥国和塞尔维亚之冲突很快被放大。首先,因俄国的民族主义为泛斯拉夫主义,支持塞尔维亚扩张不仅有助其达到本国利益,而且可以转移国内视线克服统治危机。虽然战争不一定给俄国带来经济利益,但在1914年内部极不稳定的前提下,民族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对外战争以便用泛斯拉夫主义巩固日趋削弱的政府权威,故俄国一定会出兵帮助塞尔维亚。①为了遏制俄国卷入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奥国向德国求助以牵制俄国。在泛日耳曼主义中,德奥有着比一般民族国家同盟更深的关系。德国远没有估计到泛斯拉夫主义对保持帝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反而以为俄国内部不稳定不会参与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争,于是就给奥国开出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在此条件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只要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发现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说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因为从辩证唯物论推出经济决定论,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而这只是语言含混带来的模拟。从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劳动价值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使用了黑格尔哲学方法使得其论证含混,推导具有任意性。换言之,正是由于其逻辑的不严密,使人们觉得者组成一个能解释一切的体系。当然,如果不讲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和预见性,同样可以对经济自由主义、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并用相反的价值取而代之。故在马克思主义周围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它们共同构成平等高于一切的思潮。并据此产生了对不平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激烈的批判和对现代性铁笼的反抗。“总的说来,它构成了迄今表达出来的最令人生畏、最持续恒久、最雄辩有力的控诉,反对整个社会秩序,反对它的统治者、它的支持者、它的理论家、它的自愿或非自愿的工具,反对一切使自己的生活和它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人。”

西方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核心是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作合理性论证,这就是自由主义。十八世纪,充分展开了从理性和个人自主性(拥有财产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来讨论相应经济制度之研究,形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和自由主义共同成长、互相交叉的。洛克、休谟既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本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和自然权利相对应的自然法是来自于上帝的规定,它和自然法则等价;第
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就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两个原则转化为市场经济正当性之论证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意味着这两个原则的确立,这既是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亦意味着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形成。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它们分别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今日看来,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民族认同这三大价值)的怀疑以致否定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简言之,源于西方(严格地说是来自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特别是大帝国)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明还是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在学习之后均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就碰到巨大的挑战,走上无可避免的自我调整和演化之路。无论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还是中华帝国,在发生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整合危机时,均是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实现社会重建。因此,为了展开传统社会在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后社会整合危机的发生以及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讨论,我们必须先分析何为马列主义?对现代性而言,它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