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剧变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又被剧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具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变得日益困难。

在此刻的中国，你会感到，比起那些层出不穷的荒诞与丑陋，同样让人沮丧的是，人们失去了分析与探讨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耐心。因为这种思维与精神的混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简化为政治制度问题，把所有的情绪都转化为焦虑与愤怒。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更难找到方案，而且常会选择粗暴的方案。在对解决方案的急切寻求中，是人们对于个体责任的推卸，不愿付出道德上、智力上的探索，只希望获取外界的、别人的、最好是一揽子式的答案，他们只要遵从这答案即可。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教训，在个人的道德与智力的自觉性觉醒前，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常是灾难性的。

倘若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此刻中国的精神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胡萨克时期的捷克、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处。一套强大的、虚假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系统崩溃了，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一整套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这么多年残酷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变得如此模糊；在塑造了这么多雷锋、王进喜这样的道德楷模之后，“道德”变得暧昧不清；在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个人”与“自由”的面目都模糊了；在把“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与“知识分子”不仅失去光环，还是无用的象征；不断高唱的“社会主义理想”，让“理想”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因为新生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当我们沉浸于只言组词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我行我素。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终其一生，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我们大多二〇〇〇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和开阔的，而事物也有其标准。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必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模仿；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作为一家电视台和一份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以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只要获得了成功，没人在乎它的不择手段和臭名昭著。所有的界限也都模糊了。你分不清文化和娱乐，高雅和粗劣，创造和模仿，秩序和混乱，公共与私人，可爱与幼稚，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对于反抗者来说，暴力最多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很多时候，它连旧体制都不能摧毁，它更多带来的是自相残杀），而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求得一时的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当社会陷入动荡时，人们就都忘记了历史教训，纷纷对暴力寄予厚忘，因为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烦躁。

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到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一九三五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东南部地区，百分之六的人口居住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人生以厚度和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地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地思考，理性地分析，富有情感地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