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无过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次，我在故乡偶然碰见几十年无联系的一个儿时的小伙伴承孝。听大人说，我们两家是有点亲关系
的，所以他叫我姐，其实我只比他大几个月。

要不是我妹介绍，我一点都不认得他了。又黑又瘦，眼睛眯眯的，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姐！”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许久不放开，那种激动劲使我吃惊。因为小时候虽然玩在一起，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握过我的手。

“你家人还好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随口问候一句。没想到他马上脸色一沉，支支吾吾的不知说什么。我妹扯扯我的衣角，把话题岔开，推着我们走进宝墨园去看大金鱼。

吃完午饭，各自回家体息了。妹妹告诉我，几十年来，承孝的家庭变化也很大。主要是他父亲被枪决后，整个家都散了。承孝和妹妹兰媛当时在外头读书，才得以幸免。

记得小时候，我去他家玩时，见他家里好多人的。有大伯公（他祖父）、大伯婆（他祖母）、大伯父（他父亲）、细伯母（他母亲），还有三个姑姐和两个丫头。大伯公会看病，多次来给我大祖母看病都不要红包，所以我家与他们虽不是很亲，但来往比较密切。大伯婆是个小脚女人，但很能干，一头家务都是她主持。大的两个姑姐都不出嫁，是自梳女，在家里当母亲的助手。最小那个姑姐还年轻，在读书。细伯母是承孝的母亲。为什么叫细伯母，初时我不懂，后来听我母亲说，因为她是“妾侍”。

大伯婆生了八个孩子，只有大伯父一个是男的，人们称为“七月伴星”。这颗星当然很珍贵了。大伯父的大名叫体善，书名寿山，就是取身体健康、长寿百岁这个好意头（好兆头）。恰巧他的性情和相貌也很和善。一双大眼睛，两道长眉毛，中间个直鼻梁，嘴角好像常微笑。有人叫他“长眉罗汉”。读书也很聪明，听说他是在省城读大学的什么法政专科，后来在外面做法官，那个地方是山区，很穷，离家又远。大伯公老两口都不愿他去，叫他回来管管田亩收收租，过个清闲日子算了。但他说那里的人对他很好，舍不得他走，一再挽留他，他也就不忍心走了。他有时回家，我见过他在大伯婆拜神诵经的佛堂顶礼膜拜，胸前还挂着一串很漂亮的蜡黄发亮的佛珠，算着念经。我觉得很奇怪，当法官的人也拜神念佛么？忍不住问母亲和姑妈。姑妈说大伯父是正式参加什么佛教的，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懂得许多佛经，有什么“宗”什么“宗”的，每年还去罗浮山、峨眉山等圣地参禅。

我不懂这些，好像我没有和大伯父正经对过话，但见他的样子确实有点像“长眉罗汉”般的慈善，和我心目中的“威严”甚至“凶暴”的法官形象一点都对不上号。而从一些事情看，他确实是慈善的。

一是他和他那原配夫人的关系。两人婚后从没吵过架，相敬如宾，但不久后那原配夫人就回娘家去，不再回来。乡人叫“不落夫家”。当时大伯公老两口很生气，要和亲家理论争吵。是大伯父劝阻了，说婚姻不能勉强，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平息了一场风波。后来娶了这个细伯母，虽出身低微，但大伯父对她也很好，不久就生了承孝，过两年又生了个女孩兰媛。

二是他最小的妹妹，本来家里送她去省城读书，是想让她找个省城的少爷夫婿，谁料她偏偏和一个同乡的木匠的儿子好上，而且又是同姓的。大伯公老两口大为恼火，几乎要赶她出家门。又是大伯父劝服了父母，给小妹自由恋爱结婚。

三是听我姑妈对我父母亲说，大伯父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很有善心，他当这个法官还救过一些好人哩，所以当地的人舍不
得他走。

由于这样，我对这个几乎没与我讲过一句话的大伯父，始终是有些好感。当听到我妹说他被枪决时，我不由得心头一震。

后来我又有机会见到承孝，他才详细和我讲起，他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就在北京工作了，一向谨小慎微，即使做出多大成绩，也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几十年来，还算平静度过，还能平稳地逐步提升到高级工程师，有个安定的家庭。本来曾经有过两位当年他父亲的同事叫他写申诉，要求为父亲平反，说他们可以出来作证，他父亲当年曾经救过两位地下党同志。但承孝不敢，怕惹是非，到时引火烧身，自身都难保。我问他兰媛的态度怎样，他说妹夫是高干，兰媛也是处级干部，更不敢沾这个边。他沉默了好一阵，又说，他爷爷临死前，拉住他的手说，我们家三代单传，给他起承孝这个名，是希望他读好书，长大后能继承孝道的传统，好好孝奉宗亲，守住家业。但他什么都没做，连为父亲申诉都不敢，只有终生负疚！

听后，我黯然无语。

直到今天，二叔真实的政治面目和二家婶的死，还是我心底一个无法解开的“迷”。

我高中快毕业时，父亲说家里经济困难，没能力供我读大学。我那当家的大祖母也说我是个女，读饱书有什么用，又不能光宗耀祖。金先生极力劝父亲，说我聪明俐，成绩优秀，会前途无限的。后来我考上广西大学，他更具体地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去读中文系最合适了。又说抗战时十期许多文人学者都聚集桂林，是有名的文化城，马君武当校长时，打下很好的基础，又说我入学录取时是全国第三名，肯定有公费……这一番劝说辞，终于说服了我父亲，让我去西大上学。但到了西大我却没拿到公费，倒是在沙湾我领到了留耕堂的“象贤奖学金”，还有我外婆的资助和母亲辛劳车衣赚钱给我补贴，我才才得安然在大学读书。就凭这点，我是很感谢金先生的。

还有，金先生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他很有抗日爱国的思想。记得大概是1943年，他在我家讲到当时政府招募“十万青年军”的事，非常激动而兴奋，还说他的儿子亲自在广东的惠州负责这件事，他很自豪。他还动员我们的男同学去报名，说中学生去到那里可能都会被培养当军官的。我有个同学去了，但很快又回来了，说那里“条件很差，很多人挤在一个小房间，睡在铺禾草的地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臭气熏天，不像是培养军官的地方
……”金先生很失望，叹了口气，说：“把日本人赶，赶走，条件就好了！”五叔淡淡地说：“家里有丫鬟、使妈（女佣人）捧着，哪能挨得苦？”我说：“觉慧家里还不是有丫鬟使妈吗？他不是离家出走，去参加革命了？”五叔说：“那是小说。”父亲一边摆棋子，一边瞪了我一眼，说：“多嘴！管那么多事！”

小弟弟出生时我也不在家，一直到他九岁，我才见到他。那是我离家十年后第一次回家，带着一双儿女（大女儿和大儿子）。当时小弟很瘦小，穿着布满补丁的旧唐装衫裤，但很干净。母亲教他叫我“大家姐”，他睁大眼睛看着我，爽快地叫了。我定睛看，心中不禁一震：这模样，多么眼熟啊！对，就像当年一直挂在父母亲房门口那张用镜框藏着的照片——我亲祖母年轻时与我父亲八九岁时的合影，小弟弟就像那照片里的小孩，只是衣服多了两块补丁罢了。我下子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母亲叫我“带你的儿女去给外公、太婆上炷香吧”，我才反应过来……

又过了十六年，经历了一场“十年浩劫”，我第二次回家，也带上一儿一女，那是三女儿和小儿子。我一进家门，就听见后面传来一个洪亮而爽朗的声音：“大家姐，回来啦！母亲盼到颈都长了！”回头一看，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汉子正挑着满满两大桶水进来。我又是一愣：这面影，多像我小时候见到的父亲啊！虽然没有那么高大健壮，甚至是羸弱斯文，但五官面相十分相似。“怎么？大家姐，不认得我啦？”小弟一手提起一大桶水倒入
水缸，笑着问。

“认得，认得，只是想不到你有这么高大健壮。”我笑着答。

“我也没想到他这几年长得那么快，小时候总是弱懒懒的。唉，说起来，他能活下来就算菩萨保佑了，差点你都见不到这个弟弟啦。他几个月时，突然抽风，气都没了，都用箕装着放到门口土地公脚下了（故乡俗例对夭折的孩子都这样处理），幸好一位医生经过，是他哥同学的父亲，见他哥在门口抹眼泪，听见我哭得凄凉，就用艾火救了他。”母亲在厨房一面烧火炒菜一面说。

“那真该好好报答那医生啊！”我说。

“后来听说因为那医生当过国民党军医，劳改去了，生死都不知哩，怎样报答！”母亲说。

我默然无语。

听说那个大妈又回娘家去了。母亲说，那大妈是个不落夫家的女人。什么叫“不落夫家的女人”？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新鲜。母亲简单地说，就是出嫁后不愿留在夫家，回到娘家去的那种。但不是离婚的。还说这一带水乡不少这样的女人。这些女人和那些不出嫁的自梳女不同，自梳女一般是靠娘家养着的，有自己的房屋和丫鬟。不落夫家的女人许多是自食其力的。有些靠养蚕抽丝为生，有些是靠绣花做针线活为生等等。

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不落夫家的女人很多都有朋友”，不是一般意义的朋友，而是有一种特殊意义的，那“朋
友”都是女人。小时候我就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

有些自梳女也有“朋友”。我大姑妈是自梳女，我见有两个老姑婆，我叫三姑婆、四姑婆的，久不久就各自带着她们的贴身丫鬟来我家，有时聊半天就走，有时还住上好几天。除了聊天她们还会打麻将、玩骨牌等等。她们和丫鬟都住在我家的客房。大姑妈住在后座天井旁边的一个耳房。我不关心她们聊什么，偶尔无意中听见她们多是谈那些佛经里的事，什么佛偈、符咒之类，我听不懂。大姑妈心直口快，性情开朗，一次我听见她和母亲聊天时愤愤地说：“有人说我和三小姐、四小姐做朋友，无聊！我是个净女，一心拜佛念经，哪有心思去搞这种事！她们每次来不是都由丫鬟陪着的吗？谁胡说我请菩萨惩罚他！”

为什么姑妈对人家说她有“朋友”那么反感呢？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净女”？“净女”又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问母亲，母亲只回一句：“小孩子别管那么多事！”

到我读初中时，有了个医务所，从广州请来一个医生，一个护土，是亲兄妹俩。好像是姓刘。那医生高高大大，挺精神的；那护士高挑个儿，白白净净，蛮利索的。不过他们好像都有一股傲气，有点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土里土气似的。看病时没多句温暖人心的话，有时讲的话还挺难听的。所以去看病的人不多。但听说他们对那些有钱佬是很好的，有个少爷想追求那护士，还可能成事哩。

……

后来，我大祖母得了肺炎，她不信西医，坚持要看中医，看了几天没好转，父亲背着她去请刘医生看。刘医生还没认真检查，开口就说迟了，救不了，还不想开药。父亲一再求他，才打了盘尼西林。不过，是晚了，大祖母走了。听父母亲说，这当然不能怪医生，是我们误了时间，但作为医生，也不该说什么“不信西医，活该”等让家属难堪的话呀。

不过无论怎么说，这个医务所对沙湾来说，还是做了不少贡献。沙湾人是忘不了它的。

学校举行戏剧比赛时，我们班排练一个抗日剧，没人肯扮演那万人唾骂的日本军官，后来是他演了，还演得活灵活现的。有次学校演话剧，有个角色的性格复杂，比较难演，有些同学不肯演，也是他演了，结果效果也不错。我还记得他有两句台词是这样的：“弱者要自杀，强者要杀人！”这是表现剧中人内心极度矛盾痛苦的语言。他也能很好地表达出来。由于演这出戏，他真的与那演女主角的女同学恋爱了。同学们看他们感情很好，都以为他们一定成的。可不知为什么，那女的突然就与别人结婚了。他痛苦至极。本来平时他学习成绩不错的，也许因此影响了情绪，高考落榜了，就留在故乡当老师。我上大学后就没与他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三年，听说故乡土改时，他挨斗，上吊自杀了……

阿虎啊阿虎，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奇怪的是，当时我九岁，才读四年级，人又矮小，学校怎么会要我当女学生代表上台去讲话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讲稿是老师写好的，我背熟而已。内容我全忘了，却记得也讲到了“男女平等”。我从小就顽皮，敢在人前唱歌跳舞，所以上台演讲点也不害怕。讲稿我很快就背熟了，讲得还很流利，赢得一片掌声。

那个会不少学生家长也被邀请参加，我母亲去了，还坐在前边。会后回到家里，她高兴地讲给家里人听，说我讲得多好多好。祖母和姑妈笑不拢嘴，父亲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怯怯地说了一句：“这些风头还是不出的好！”“怕什么，校长何汝津也讲男女平等！”母亲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