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了。柴鸣治进来问:“先生您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父子俩这么快就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只是说了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柴鸣治感到十分惊讶,请问。
先生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我感觉是最慈爱的父亲,所以他不能慈爱。只记得舜是自己养育大的,现在却不能令自己开心,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被后妻所迷惑,尚且说自己慈爱,所以就更加不能慈爱了。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只因为自己尽孝还不够,舜天天想夜夜思的都是检讨自己尽孝不够的地方,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本原有的慈爱而已。所以,后世的人称舜为古今能够大孝的儿子,瞽叟也
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有人问:“读书就是为了修养我的本心,因此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读的时候,未免有种为了科举考试的意思生出来,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先生说:“只要良知是纯粹的,即便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会成为心的牵绊,就是有一点牵绊,也比较容易发现并克除掉。例如读书时,良知发现死背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良知发现求速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良知发现有自夸好胜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如此一来,总是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与圣贤印证,就是一个纯乎天理的心。所以无论怎样去读书,都是修养本心罢了,怎么会成为心的牵绊呢。
又问先生:“虽蒙老师开导,怎奈自己天资庸下,实在摆脱不掉科举功名的牵绊。我曾听说,人的穷困和通达都是由命运安排,天资聪颖的人,对科举等事情大概会不屑一顾。我为声名利禄所牵绊,甘心为了它而读书,只能独自苦恼。想摒除这个念头,又受制于双亲,不敢撂下,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说:“把这类事情归怨于双亲的人真是太多了,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有志向。志向立得正确,千事万事之于良知只是一事。读书作文怎么会成为人的负担呢?不过是人累在得失上罢了!”先生因而感叹说:“良知的学问不明,不知因此耽误了多少英雄好汉!

古时教育,教的是人伦道德。后世背诵词章之风兴起,三王时代的教化就消失了。现在教育儿童,只应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至于培养的具体方法,则应当用适宜的诗歌来激发他们的志向与兴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使他们的仪表威严,教导他们读书,以开发他们的智力。可现在的人往往认为学习诗歌、礼仪不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庸俗鄙薄的见识,他们这些人怎么能明白古人推行教育的本意呢?
一般说来,儿童的情趣是喜爱玩要而害怕拘束,就像草木刚开始发芽,让它舒畅地生长,就能迅速发育,以致枝繁叶茂,如果摧残压抑它,就会很快枯萎。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欢欣鼓舞,内心愉悦,那么他们的进步就变成了不由自主、自然而然的了。就好比春风化雨,滋养花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它们自然能日新月异;而如果是冰盖雪披,花叶零落,自然生机不再,日渐枯萎了。
所以,凡是通过适宜的诗歌形式来引导孩子们的,不仅能诱发他们的志向和兴趣,而且也能把他们蹦跳、吵闹的倾向宣泄在唱歌、吟诗上,同时在音律中抒发他们心中的郁结和不快;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不仅能使他们的仪表威严,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在揖让叩拜中活动血脉,强筋健骨;教导他们读书,不仅能开发他们的智力,而且也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所有这些都是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通过潜移默化,消除他们的鄙吝和愚顽,这样使他们逐渐符合礼仪但不感到难受,性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中正平和,这才是先人设立教育的本意所在。
像现在训导启蒙儿童,每天只是一味地督促他们的句读功课,只是格管東他们的行动却不知道用礼仪来引导,只知道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
培养他们的善心,鞭打绳捆,就像对待囚犯。他们把学堂看做是监狱而不愿意进去,把老师看做是强盗和仇人而不愿意见到,于是,他们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地嬉戏玩闹,偷奸耍滑、使诡使诈地肆意顽劣,变得庸俗鄙愜,日益堕落。这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两者只会抵触,岂能行得通。我的教育理念,本意就在这里。我忧虑世人不理解,认为我很迂腐,我就要离开了,所以特别加以叮嘱。你们这些教师,务必要体察我的用意,永远遵守,不要因为世俗言论而更改废弃我的规矩,这一切也许能起到“蒙以养正”的功效,切记切记

里讲学,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是指时时刻刻要去“集义”。(如果时刻去做“必有事”的功夫,间或有中断,这就是“忘”,那么就必须“勿忘”;如果时时刻刻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想快速见效,这就是助了,那么就必须“勿助”4所以,集义的功夫全在一个“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提醒罢了。如果集义的功夫一直未曾间断,则不必再说“勿忘”了;如果原本不求速效,那么就不必再说“勿助”了。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现今放着“必有事”的功夫不去做,却专一琢磨“勿忘、勿助”,这就像烧火煮饭,锅里还不曾添水下米,就去专心添柴烧火,不知道究竟能够煮出来什么东西?我恐怕火候还没有调好,而锅已经先被烧破烧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错误正是如此。每日里凭空去做个“勿忘”,又凭空去做个“勿助”,奔奔忙忙,完全找不到着实能下手的地方,最终也只是做个死守空寂的功夫,学成了一个痴呆愚钝的人,刚碰到
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也都是有志
士,无奈困于此纠结处,劳苦一生,耽搁一世,这都是错误的学术造成
可惜了

之下爱护我的人,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孔子最为忧虑的。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话,就自以为是有学间了,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这实在是很可悲呀!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用口耳的人,通过揣摩推断,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用身心的,力行自省,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已具备的东西。知道这些,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

阻”“先天而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你所说的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人,虽能不逆诈,但他们也许不能真有自信。这使他们常常有寻求先觉的念头,但却不能常常自我觉悟。常有先觉的念头,就已经是流于逆臆,而这足以蒙蔽他们的良知,这也就是不觉悟和不能避免欺诈不实的原因。君子为学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不能总是顾虑别人的欺骗,只要不自欺于自己的良知即可;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不诚实,只要永远相信自己的良知便可;与其要提前知道他人的欺骗和不信任,不如保持自己的良知。所以,君子不欺则良知无伪而至诚,诚则明;君子自信则良知无惑而空明,明则诚。明诚相互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的良知就如明镜高悬,而万事万物在它面前自然不能掩饰其美丑原形了。这是为什么呢?良知不欺而诚,也就不容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容不诚,如果有不诚信存在就能觉察。这就是所谓的“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以及子思所谓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可是子思说的“如神”“可以前知”,还是分成两件事来说
因为他是从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是针对不能先知先觉的人说的如果仅就至诚而言,那么对至诚的妙用就称做“神”,而不用说“如神”,
至诚就能无知而又无所不知,所以就不用说“可以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