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德国人参加了战斗(差不多是1914年总人口的五分之),20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大约270万名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受到身体或心理上的创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同,战败国面临着如何证明儿子、兄弟和父亲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在今后的几年中占据了(也割裂了)德国大众的心灵,对于所有其他在1918年秋战败的欧洲国家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

尽管恩琴极为野蛮,但他的观念和行为却不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屠杀,是许多内战波及的地方共同的特征,尤其是在西部边疆的城镇和犹太人村庄,有煽动称,共产党领导人中有很多犹太人的代表,于是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很快就诬蔑“十月革命”是犹太人阴谋的结果。例如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就给他的部队下发了以“犹太人杀死了沙皇”为题的手册,这一诱导呼应和增强了传统基督徒内心反犹主义的完整叙事:犹太人应对耶稣的死负责,他们残忍背叛的传统可以从现在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撤退的德国士兵认为,是他们把波罗的海国家人民从布尔什维克那里“解放”出来的,而现在却遭到了背叛,因此在撤退途中留下了一连串悲剧。农场和小木房被夷为平地,农夫惨遭杀害。正如一名德国志愿兵此后回忆道:“我们们的拳头带着毁灭的欲望砸了下去……是的,我们的成就即毁灭。”

停战协定不仅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事实上意味着有史以来延续最久的帝国灭亡。奥斯曼家族从1299年开始统治这个帝国,14世纪时扩张到东南欧,16世纪时征服了阿拉伯的东部,此时奥斯曼苏丹还取得了哈里发的称号,成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政治和宗教上的继承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然而到了1922年11月17日,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只能从伊斯坦布尔流亡,他的帝国则早已崩溃。

1917年至1918年之后数年之所以会留下鲜明的集体记忆,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芬兰并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1918年极为血腥的内战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导致全国超过1%的人口死亡,这在芬兰的政治生活中至今阴魂不散。1922年至1923年的爱尔兰内战所造成的牵绊和困扰,到今天还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体系。在中东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协约国“发明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约旦)、国际联盟所强加的托管制,以及至今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在很多阿拉伯人的眼中,这一冲突肇始于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爵士的保证,即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贝尔福宣言》。

自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还没有像1917年至1918年之后数年那样发生过一连串绵延而血腥的、互相牵连的战争和内战。内战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新兴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它们还没有明确界定的国界或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至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署之间的“战后”欧洲,是地球上最为混乱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