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政策

接受不等于提倡。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提倡同性恋,那就不能繁衍后代,社会也不能延续了。接受意味着尊重、承认,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相互理解,真正地平等相处。
这种情况往往存在于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民主、自由的发展比较完备,人们的生理、心理素质有很大提高,在社会风气之中会出现多元主义,容许各种生活方式和平共存,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各适其适,各取所好,在恋爱、婚姻、家庭和性生活方面,也同样有多元化的发
展,异性恋仍旧占主要地位(人类社会不可能不如此),但是同性恋也被认为是另一种自
然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者得到法律的保障,具有一般公民的平等权利。由于社会的接受,他们也往往能自我接受,能够光明正大、心情舒畅地在社交中出现,无须处处掩饰、伪装,无须提防讥刺、嘲笑与其它各种歧视、打击,“人真正地成为人”了。

从理论上说,解决同性恋者的特殊利益,法律上能让他们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婚姻生活,不仅对同性恋者的幸福有好处,而且对社会也
有很大好处:

第一,有利于减少使人痛苦的“假性婚姻”。免除无爱婚姻给当事人双方造成的许多痛苦和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二,有利于计划生育。允许占总人口2%至3%的同性恋者合法结婚,就会减少2%至3%有生育能力的家庭。

第三,有利于预防性病、艾滋病。同性恋者的性欲如果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就必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他们和异性的结合是十分勉强的,满足不了性要求的,所以性乱已经成为这个人群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不少同性恋者都有几个以至几十个性伴侣,在这种情况下性病、艾滋病就十分容易传播,还会传播到家庭中去。如果有了合法的婚姻,他们的性欲能在规范的范围得到满足,就能大大减少性乱,从而减少性病、艾滋病传播的可能。

第四,减少了性乱活动,能有利于社会治安,避免由于这些活动而引发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各种冲突和刑事案件。

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自愿、无伤”,只要性行为的双方是自愿的,又不伤害他人、伤害社会,这就不违背道德,社会至少不应该过多
地干涉。

承认同性恋者双方的婚姻家庭,是国际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应该说中国也不能例外,不能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来回避。“中国的一个现实国情”是同性恋者至少有3000万人,对这至少3000万人的幸福要关心,对这至少30万人的权益要保障。中国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不好估计。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同性恋者为了“传宗接代”、敷衍亲友、掩护自己而与异性缔结的婚姻;如无特殊情况,社会也不应去干涉同性恋者的同居现象。

特别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歧视同性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同性恋接触决不会导致怀孕,因此不会对政府人口政策(或对此事的任何政策)构成威胁;其次是,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从事这种接触的人们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同盟。所以,无论从中国的传统还是就西方影响来说,接受它比禁止它
更好,当然,没有必要去鼓励它。性研究人员懂得,而卫生当局也不应当忘记,这种亚文化群不可能在大量的男人和女人中蔓延,即使有人加入到他们整个行列中也少得可怜,这种人永远是人口中的极少数。这样数量的少数派似乎是人类的恒量,即在全世界范围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相同的。

因此,在1973年,美国精神病协会从它的诊断学和统计学手册中删除了诊断同性恋者一章,就是这一笔,使几百万的男女成为健康人。自此以后,“同性恋者”变成健康人了——这是医学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群众治疗。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根据要求,把同性恋从患病表上删除掉。结果是在主要医学专家中又一次解决了这种争论,即这种同性恋决不是身体方面的或精神病的标志,而这只是人类广泛的许多行为中的一种。

之后,赫希菲尔德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陆续讲述同性恋问题,但未能引起多少日本人的注意。日本社会只把这种事情视为私事,因此不把它看成那种需要科学、法律或其他专家评述的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认为,只要他们不损害公众利益,那么可以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性爱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