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认为，这种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是存在的，那就是“我正在思考”的这个事实;哪怕我思考的一切内容都是被蒙蔽的，“我在思考”的这件事依然成立。我的的确确在经验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东西，哪怕我的经验是虚妄的，我所想的都是错误的，但我的内心确实在进行一些什么，这一点我能百分之百地确信，而若是能确定这一点。那我也必定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如此写道。对自己经验的意识，是人类知识无可怀疑的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存在的证据。

柏拉图的理型论可以用例子来加以说明:请你拿起手边的笔，并画一个圆形。画好了吗?你画的一定不会是完美的圆形，线条上的每一个点一定不会跟圆心有相同的距离，所以这个被画出来的圆形，相对于真正的圆，只不过是个不精准、略微扭曲的仿本。数学定义上的圆，线条不能有宽度、线条上的每一点距离圆心的长度都必须相等，这根本是人手画不出来、也看不见的。真正的圆是只能透过思想认知的形状——一个理型。可是一切感官可见的圆形，不论是大或小，线条是粗是细，是黑色或绿色，精准或不精准，都只不过是对圆之理型的仿本与描绘，只是近似于真正的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圆之理型放在脑中，当作智性的模板，如此才能判断被画出来的图形究竟是圆形还是六角形。只因为我们认识圆之理型，才使我们能在不同的形状中辨认出圆形来，所以，圆之理型本身是无法用感官认识的，却能帮我们将感官所见的圆形指认为圆形。理型如同典范。

有些怀疑论论者并不因为这些怀疑而感到不安，正好相反:他们相信，只有不确定性才能使我们幸福。因为谁要是一辈子都独断地生活、总是怀抱立场强硬的意见，就会动辄为各种事情僵持、愤怒用激动，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怀疑不但不会使人不安，反而会使人平静。

在每一次抉择之前，我们应该问自己:“真的要这么做吗?” “现在这个决定将一再重复，直到永远，这样你愿意吗?” 当然，这种问法会给我们的决定过程加上很大的负担。这种想法不会太沉重吗?不会，如果我们是真的希望那样决定，如果我们心里完完全全赞同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单纯地过一天算一天，而是开始有意识地生活，并且不再做出败坏的妥协。

你该那样生活，以至于你热爱自己的人生，热爱到希望每一个片刻都能无限次地重新来过。

音乐告诉我们，为何痛苦也能充满快乐，不和谐的音色才能给音乐带来不可或缺的张力、强度与变化。

对伊壁鸠鲁来说，如果我们渴望长久的幸福，就不应该依靠需求满足时产生的正面情绪，而应该在短缺的负面状态中探求；真正幸福的不是那个在吧台上口干舌燥的人，而是那个事先备足了饮水，经常喝上一小口，因此不觉得口渴的人。

短暂的快乐是从满足需求而来，口渴的人喝到水会感觉到快乐，疲倦的人躺下休息也会感到快乐。这种快乐不外乎是对匮乏的补偿，一旦匮乏之感解除了，快乐的感受也会逐渐消失。

人类的幸福不只需要建立在合理面对世界的态度上，也有赖于我们是否能慎重且友善地对待我们自己。

斯多亚哲学认为，激烈的情绪使我们不能自主且不得自由。不要把任何可以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视为有价值。凡是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物，我们都该将之视为无关紧要，包括死亡、疾病、贫穷、弱小与外貌丑陋。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确决定常常落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有美德的人之所以出色，就在于他在各个情况下都能掌握黄金比例:勇敢的人既不会鲁莽，也不会胆怯；审慎的人既不会冲动，也不会麻木无反应；慷慨大度的人既不会吝啬，也不会浪费。

我们想象中的成功人生，远不仅仅是死前的人生是否过得幸福，我们的人生理想，还延伸到死亡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希望在他人的记忆中保持良好的形象(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死了，再也听不到什么恶劣的诽谤)。

他在《幸福的建筑》( 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2007年)一书中主张,我们对美的感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我们的美感偏好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理想。“我们觉得美的事物,”德波顿写道,“不过是我们所爱之人的另一种版本。

我的的确确在经验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东西,哪怕我的经验是虚妄的,我所想的都是错误的,但我的内心确实在进行些什么,这一点我能百分之百地确信,而若是能确定这一点,那我也必定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如此写道。对自己经验的意识,是人类知识无可怀疑的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存在的证据。

根据尼采的永劫回归理论,“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该那样生活,以至于你热爱自己的人生,热爱到希望每一个片刻都能无限次地重新来过。

memento mori—请记得,人有一天是会死的。

没有明天的生活方式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使我们没有做某些非常想做的事,并不代表我们错过了真正的人生,只代表我们另有长期的规划。提醒自己有一天也会死,不过是告诉我们,不要只有满手计划,却忘记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