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说上
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
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
施,中国就有救。这种不和谐的论点放在一起,反映出历史学家
的深层意识一不服输的心气,总认为中国当时还不至于不可挽回
地失败,还是有希望获胜。这种不和谐的论点被放在了一起,正是
历史学家在内心中把愤懑和希望放在了一起。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釆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另外,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糜烂,无秩序可言,其抽调的兵力高于鸦片战争,其中反映出来的清王朝的态度,说明他们视“社稷”重于“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变,已经使历史学家对清王朝的实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这种新认识似乎没有改变鸦片战争史的旧结论,反而与它们羼杂糅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了目前鸦片战争基本观点的矛盾现象: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这种不和谐的论点放在一起,反映出历史学家的深层意识——不服输的心气,总认为中国当时还不至于不可挽回地失败,还是有希望获胜。这种不和谐的论点被放在了一起,正是历史学家在内心中把愤懑和希望放在了一起。历史学家这种不服输的心气,从本质上说来,仍是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