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魔术师和理性派人物詹姆斯·兰迪( James Randi)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工作,取了个笔名叫佐兰,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报社当星相师。兰迪的工作方法就是找来旧的占星杂志,用剪刀裁下那些预言,放在帽子里乱搅一通,然后随意粘贴在12个星相下面,再作为他自己的“预言”抛售给读者。

1994年10月6日,记者简·摩尔(JanMoir)在《卫报》( Guardian)上发文说:“我在新闻界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一份女性杂志撰写算命天宫图。这种职场工作通常交给那些刚入职场的新手,因为这项工作是如此愚蠢、如此简单,即使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笨蛋也干得了。”

而我现在考虑,法拉第还另有弦外之音:如果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一不断地工作,以便能继续活着,那么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判断每一件事的标准都是“有用”对活着有用,那么我们的生存,就面对着一个了无意义的循环。生活一定还另有价值。至少,生命中的一部分应该致力于那样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工作,以求不死而已。

事实上,我非常希望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请不要误解我,我热爱生命,希望活得越久越好。但是,每一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而又因为将来的人口非常有可能超过今天的人口,所以我才希望你看我的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

出版我第一本书《自私的基因》的外国出版商坦承,他读了我的这本书之后,三个晚上没有睡着觉,从书中感受到的冷酷凄凉让他心烦意乱。还有一些人问我—早晨怎么还能撑着起床?遥远国度的一位教师写信责备我说,他的一名学生读了这本书后,含着眼泪对他说,这本书令她相信生命空虚、了无意义;他只好劝这名学生不把这本书展示给别的朋友,害怕他们受到同样的虚无主义悲观思想的影响。类似地,人们经常指责科学内容贫乏荒凉,传播无聊无趣的信息,而科学家们也容易夸大其词地表达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