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

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

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
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加到共同推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袤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互相对抗的阵营。

对于改造党而言，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
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
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
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

阿尔巴金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了。

“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职能。”（叶利钦）

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
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

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宣传行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