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美] 塞缪尔·P·亨廷顿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定价:CNY 68.00
  • ISBN:7208127530
德·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认为:“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少女时月 //政治体质的发展需与社会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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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1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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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西塞罗关于大同世界的概念,或谓“数目颇众的人们基于对法律和权利的共同认识以及渴望参与彼此得益的交往,而聚合在一起”。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方面。但是它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不同的态度是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而共同体所能容纳的也不会是任何方式的“聚合”,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聚合。总之,聚合必须制度化。因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赋予共同目的以新的含义,并在各具特定利益的人和集团之间架起新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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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07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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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塞姆( Kassim)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致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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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1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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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 Brinton)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 Naguib)周围,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 Nasser)所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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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1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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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并不太重要,经济灾难只是为扩大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所付出的小小代价。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强度更为重要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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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17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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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了。因为对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是他的不热心的卫者,这种不热心部分地出于对那些敌手的畏惧,因为法律对他们有利,部分地是由于人类怀疑的天性:人们在获得确实的经验之前是不会相信任何新东西的。由此所致,当每有机会攻击改革者的时候,他的敌手就会从党派偏见出发,群起而攻之,而其他人却只会半心半意地来捍卫他。因此,处在这两种人之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
田园将芜胡不归 //马基雅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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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17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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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05年曾说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道:“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7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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