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要从澳大利亚、南美洲、日本东北地区的森林中出发,经过漫长的接力,最终到达读者手中。编辑们精心打磨的作品,被印刷公司印在造纸公司用心抄造的纸上,再由装订者精心装订起来摆在书店中。捧在手中的书籍,是互不相识之人共同的心血结晶。读者同样是这场接力的一员,各自将需要托付的实物亲手传递给下一个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通过看不见的方式相互连接着。

在这样的重重约束下,只有像郑庄公这样极具权谋的君主,才能既不公开违背礼法,又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虚伪)显然,大多数生于宫闱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素质。礼法是一条悬索,下面就是政治危机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摔得粉身碎骨。没有走钢丝的本事,又不甘心摔得粉碎的君主,就只有拒绝走上悬索。他们不再虚伪,也就是这个时代注定的“礼崩乐坏”。

现在我们很难判定,哪些情况下诸夏用同一个名词指称不同的族群,又或者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给同一个族群下同的名字。并且,这些名字很可能都是诸夏出于厌憎、鄙视情绪而起的,这些族群怎样称呼自己,今天更加难以知悉。下面我仍称他们为戎狄,这是别无他法。戎狄没有发展出自已的文字,所以不可能留下用自己观点叙述的历史。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诸夏充满偏见的记录,而诸夏没有关注的,则好像从未存在过。

鬻熊是周文王的臣子,这是周人的记忆:鬻熊是周文的老师,这是楚人的记忆。无论如何,双方很早就有过亲密了合作,是大家共同的记忆。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上书“楚子来告”“楚伯”等内容,证明这种记忆并非想象。
在《左传》的表达体系当中,楚国国君被称为“楚子”,即五等爵位中的第四等,地位低于中原的大多数小国。具体的接触当中,楚人受到的歧视可能还要更加严重些。他们使用着一种与诸夏不同的语言,比如他们称喂奶为“谷”,把老虎叫作“於菟”。语言是身份的标志,楚人特殊的发音往往让他们在社交场合招来嘲笑。战国时代,孟子有一次和人家辩论,他知道人家的老师是楚国人,就先给对方定性,说楚人是“南蛮鴃舌之人”,意思是南方的蛮子,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就可以追本溯源到孟老夫子。

那么,戎狄的军队主力,到底是骑兵、步兵,还是车兵呢?司马迁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但现在看来,他正确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戎狄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显然并不存在一个草原大漠上的北方老家,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族错居,共享中原,这就是所谓“华夷杂处”。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马匹数量,大概很难比诸夏多很多。
第二,诸夏与戎狄的血缘关系可能并不遥远。周人曾经有一段“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的历史,灭商前后,还曾经使用过“西土之人”这样一个把自己和戎狄都包含在内的概念。实际上就连这个说法都可能是美化过的,也许周人本来就是戎狄的一部分,只是发达之后变了脸,不再承认穷亲戚而已。
史籍当中,提到有的戎姓姬,也就是和天子同姓;有的戎姓姜,姜姓之族一直是周人最重要的姻亲和盟友;有的戎姓子,也就是与商王室同姓;还有的戎姓妫,这又是传说中古代圣王大舜的姓氏。这大概都可表明,戎狄和诸夏有着共同的源头,而匈奴却未必如此。
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
中“先有游牧的生活方式,后来才有农耕”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先有驯化的牲畜;而要想驯化野生动物,只有在定居条件下才有可能。

楚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它早期的历史大半还在迷雾之中,我们只知道和众多农业、军事均不发达的民族一样,他们不得不不断迁徙,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据说,漫长的漂泊生活之后,他们最终迁到了丹阳,即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处。这里崇山峻岭,荆棘丛生,他们正是因此被称为楚人或者荆人。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楚”字,都是人步行于丛生的林木间的景象。
和戎狄到战国时代就逐渐销声匿迹不同,楚人在后世远为成功。楚国不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南方大国,后来推翻秦王朝的三个关键人物—带头造反的陈胜，消灭秦军主力的项羽，第一个打进咸阳的刘邦，也都成长于楚文化氛围。再往后,汉朝的皇帝与大臣往往是楚辞爱好者。所以楚人能够保留一些按照自身史观写就的历史。自然,这就导致史籍中有更多的罗生门。比如,楚国国君的姓是芈,而因为一位叫鬻熊的先祖,他们以熊为氏。可是这位鬻熊的身份,《史记·楚世家》记述就颇暧昧。

重耳终于到了秦国。如前所述,当初秦国为晋国挑国君,看中了夷吾而摈斥重耳;然后重耳离开戎狄流亡时,秦穆公对他也并不友好。但作为高明的政治人物,秦穆公和重耳都知道,往日的恩怨都是沉没成本,不必考虑,眼下共同利益是主要的。

于是狐突就被怀公处死了。这种作风,足以让晋国上下寒心。逼人选边站,必要以巨大的实力优势作基础,不然就是把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此,重耳回国登基就没有悬念了。

旧的封建宗法体制,各国国内权力高度分散，国君很难充分调动国内的各种资源，即使社会财富可哪呈现出来的国力也有限。真的热爱旧社会的国家,很难承担霸主的重任。

法国赠给美国自由女神像,三百五十个部件堆放码上,纽约却拿不出钱组装,传媒大亨普利策在报纸上一说这事,美国人民就掀起捐款热潮,各种节衣缩食,还有小朋友把去游乐场的钱捐出来也要让自由女神站起来,这劲头,中国人看着一定觉得很亲切。大型建筑或雕塑对操控人心,有时就是这么有魔力。
积聚的重要性就更不必说了。足够的财富储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灾荒),才能支撑大规模的行动(比如远征),才能养各种闲人让他们钻墙打洞干各种莫名其妙的事,从而社会发展才有无限可能。所以宫室、积聚之类,虽然劳神苦民,但这个模式一旦出现,就很难消失,因为它有很大概率帮助你在国家斗争中取得优势。

你可以认为上述行为都很不理性,但指望人民群众都很理性,那才是最大的不理性。身为政治人物,就是要“愚愚以其荣观”,利用民众天生的猥琐心理操纵他们。
倒也并不是专制国家的蚁民才会这么愚昧。雅典在与波斯的战争余烬未熄,与斯巴达的关系危机重重时,却开工兴建帕提农神庙。

秦穆公向由余展示了宫室、积聚,结果被嘲笑了,但这点不会改变大国热衷于兴建大型建筑,追求粮食(后世可以是黄金、外汇或者别的)储备的现实。在国家才能兴建的体量巨大的建筑面前，人会格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从面增国家的敬畏或热爱之情，归属感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
刘邦当了皇帝,但天下战乱尚未平息,老百姓还要买五千钱一石的米,将军、丞相还只能坐牛车上朝时,萧何就为营建未央宫大兴土木。刘邦这时还有点土鳖本色,觉得现在还犯不着搞这些,萧何说,是时候了,”非壮丽无以重威，”老百姓吃这一套。

鞌之战至此告一段落,但齐国和晋国之间的较劲显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齐国还是会盯着晋国的空子,有机会就要出来别别苗头,而手段仍然是对身边的小国拳打脚踢,与方的楚国眉来眼去。
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国君与权贵家族,以及几个权贵家族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齐国又发现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联合晋国失势的贵族,向晋国的当权派发起进攻。这招内外夹攻,倒是非常管用,如公元前5年,齐庄公竟然率精锐翻越太行山,杀死晋军甚众,堪称春秋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长途奇袭。但问题是,齐国自已的内部倾轧一点也不比晋国少所以也就很难持续发力争霸。最终,晋、齐这春秋时代的两大强国,竟是都毁灭于自身。

大体上，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过渡形态。大趋势固然是成争走向功利化,为追求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大屠杀的方式摧毁敌方有生力量，但传统仪式化的作战规则,影响仍然很大，也就是说,要注重战场上的风度,杀戮时往往也比较克制。
《左传》描绘的战争场面,有几点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是始终贯穿着身份等级的意识。战场上彬彬有礼。

楚庄王又说出很多话,表达了对国际国内民生的担忧以及对晋国死者的尊重。这种做派和观念和几百年后坑四十万赵军于长平的白起，或者坑杀秦卒二十万于新安的项羽相比，真仿佛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