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这是陌生的语言，我却能捕捉其中气息的流动，情绪的起伏，一言以蔽之，那种纯粹的能指转换运动随着我移动的步履渐渐地在我周围编织成一幅幅虚无飘渺的幻想，将我引领至为人们所企求的那种空境，而这一空境亦只是为我而达成：我生活于一片缝隙之中，脱离了一切完满的意义。“您在那边是如何在语言上摆脱困境的？”言外之意：“您是如何保障语言的交际这生命的根本需求的？”或质而言之，以实际生活中的疑问所涵盖的意识形态观之，则是：交际行为只能存在于话语之中。

然而巧的是，在这个国度（日本）中，能指的帝国是如此辽阔，能指是如此地超于言外，符号的交流竟成为一种华贵的奢侈,一种变幻莫测之举，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玄妙机巧，而且置语言的遮蔽性质于不顾，有时甚至于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遮蔽性质，上述诸般妙境才成为可能。究其原因，盖因为在那边，人体本身存在着，舒展着，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毫无歇斯底里式的夸张，绝无自恋自怜的矫情，却依照某种纯粹情欲的程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尽管这一切极尽含蓄之能事。不是人的声音（我们常常通过声音来鉴别某人所拥有的权利）在进行交流（交流什么？我们的灵魂？——那必定是很美的——我们的坦诚？抑或我们各自的名声？），而是整个身体（双眼、笑容、发绺、举止、服饰）在与您维系着一种富有童真童趣的絮语，而程式的绝对主导作用使这种絮语得以消除幼稚无知与智力退化之虞。（通过一系列姿势举动、图画或某些专有名词）确定一次约会或许花费一个小时之多，然而在这一小时的时间跨度中某个信息一旦被言说（既是带根本性的又同时是毫无意义的）它顷刻之间便会化为乌有。因之，恰恰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在被认识，被欣赏、被接受，并同时（毫无实际目的地）在展开着有关自身的叙述、自身的文本。

人们常说那些四边形的且呈网状结构的大都市（如洛杉矶）会使人产生某种无以名状的深深的不安心理；它们有悖于我们对于城市的一般机体感觉，而此种感觉苛求所有的城市空间都具备个可以去往亦可自彼返回的中心，一个梦寐以求的完整的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前往，可以从那儿随意脱身，一言以蔽之，人们可以在那儿自由地臆想自己、创造自己。
……
我们在此谈论的大都市（东京）却呈现出这一难能可贵的悖论。它果然拥有某个中心，然而这个中心却是一片虚空。整座城市围绕着一个既为禁地亦为对世人无意趣的地方向四周衍射，它掩映于绿荫丛中，由护城河水环抱守卫着，里面住着一位人们永远无法瞻仰其尊容的皇帝，换言之，严格地来讲，里面住着一位谁都不认识的人。日复一日地，出租汽车车流宛如一条射流线，生机勃勃地，灵活自如地避开这一圆圈疾驶而去，而这一圆圈内低垂的屋脊，仿佛是那种不可见之人之物的唯一可见的形式，将那神圣的“无”隐蔽起来。当今世界上两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因此而围绕着某一由城墙、护城河、屋顶与绿树构成的神秘圆环而建成，而这一圆环其中心本身亦只不过是某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概念而已，它之依然存在于那里，并非为向四周辐射某种权力，而是为整座城市的运动提供某种其中心虚空的依托，并迫使行驶的车流作永久性的转弯。有人告诉我们,人们的想象力正是如此这般地展开，正是围绕着某一空灵的主题作循环往复式运动。

这些写作虽然有别,但却是可比较的,因为它们都产生
于一种相同的活动,那就是作家对其个人的形式在社会上的利用和他所做选择的思考。写作由于处于文学问题的中心(有写作才会有文学问题),因此,它基本上是形式的道德论,它是作家对于他决定把其言语活动的本性置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所做的选择。但是这种社会空间决不是一种有效利用的社会空间。对于作家来讲,问题不在于选择他为之写作的社会群体:他很清楚,除非指望一场革命,否则这种选择只能是用于同一社会。他的选择是意识的选择而非功效的选择。他的写作是一种思考文学的方式,而非推广文学的方式。

我们知道,语言是规约与习惯的集合体,是同一时代作家所共通的。这就意味着,语言如同一种自然属性,它完全贯穿于作家的言语之中,而不赋予言语任何形式,甚至也不会孕育言语:它就像是包容着各种真理的一个抽象圈,一个单一的动词仅在这个圈外才开始充实起来。它包含着整个文学创作,几乎就像天空大地和它们的接合之处为人划定通常的栖身之地一样。它不是材料储库,而是地平线,也就是说,既是一种极限,又是一处驻留地,一句话,它是一种布局的可靠的范围。严格地讲,写作者不能从语言上汲取任何东西:对于写作者来说,语言更像是一条直线,逾越它也许将说明言语活动的超自然属性:它是一种动作的场域,是对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介入的场所,而仅仅是一种无选择的生理反射,是人们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作家的财富;它独立于文学的程式而存在;它从定义上讲是一种社会对象,而不是被选定的社会对象。没有任何写作者可以把他的自由很自然地置入混沌的语言之中,因为贯穿语言的,是整个历史,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完整而统一的历史。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语言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地平线,它在远处建立某种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完全否定的：说加缪和格诺说同一种语言,这只不过是借助于一种分化过程来推测他们所不说的所有古代或未来的语言:作家的语言悬浮于废弃的形式与未知的形式之间,它不是一块土地,而是一种极限;作家只要说话,他就会像俄耳普斯转身那样失去其步态的稳定意指和其社交活动的基本姿势，而语言正是他所说的一切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