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大夫现在的说法,那次评估给她很大的打击,但同时她觉得受益匪浅,很是感激。正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反思自己,除了爱心、投入,开始放开心扉,真正平等地看待这些小姐们,开始关注小姐们的需求和声音,开始吸引小姐们参与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打开有更多小姐自主参与的工作局面。这也使得张大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妇科和性病科的大夫,而成了小姐们口中的张姨;也使得张大夫这边的工作模式优于其他官方艾滋病防治模式。“权利”的视角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高大上或者口号式。张大夫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视角很朴素地逐步扎根于琐碎的日常活动之中。这也是我一贯认同的:在中国,更应该扎根于本地社区有策略地“ do rights”,而不是一味跟着国际组织高调地“say rights”。

其实,后来想想,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情节,除了年轻女孩子(我)对于情感议题的偏好之外,是我好奇在“红灯区”这样的情境中男女朋友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好奇,那些男的到底知不知道阿凤在做小姐?男的对于自己的女朋友做小姐是什么反应?我也好奇,对于小姐们来说,爱情和性的关系是什么?对于阿凤来说,做生意与谈朋友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很清晰的,但似乎又有交叉?至少,阿凤的反应告诉我,做小姐并不阻碍你谈朋友;爱情与性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性产业内的性与性产业外的性是不同性质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此“性”非彼“性”；也可
以说,对于大多数真正入了行的小姐来说,做生意那就不叫“性”。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一次内部闲谈会上,有个四十多岁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其实还蛮享受做生意的性感受的,但是因为这话太道德不正确了,所以一直没敢讲。然后,我记得她很开心地舒了一口气说:“今天
终于可以这么说了。”

我在想：我的“入圈考察”是否会因“投入”过深而妨碍事后“跳出圈子”展开“客观”“理性”的研究？“入圈考察”是否存在“合理化”“圈子”中一切存在的天然倾向？若如此，这一研究方法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在哪里？
然而，我也在想：在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真的存在“价值无涉”“无关立场”的研究吗？真的存在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观察与测量吗？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会研究，那它之于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或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所谓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办法隐瞒一些事情，甚至改写自己的记忆；但是我们起码能得到对方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所有调查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三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真相,是由无数不同面向的建构事实所构成的,是只可趋近而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发现和挖据更多的“建构事实”,尤其是主体建构的原初事实;而不是仗着研究者的话语权,恣意裁剪或曲意构建。这在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必要、重要!甚至是唯一可取的研究进路。

现在的教科书都要求我们不管访谈者和被访对象之间互动再频繁,相处时间再长,也一定还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关系的建立明确地是为了“获取访谈资料”,一旦访谈结束,双方关系通常也就宣告结束。否则,就会被业内和同行认为双方之间边界不明、目的不纯。
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坚定地信奉着这样的伦理规定: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只允许建立在获取访谈资料的单一目的之上,除此之外无任何牵连。不过,K城七天的田野经历,以及这个过程中柳姐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大胆信任,都让我心绪难平,感触良多,严重挑战了长期以来我所深信的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