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大夫现在的说法,那次评估给她很大的打击,但同时她觉得受益匪浅,很是感激。正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反思自己,除了爱心、投入,开始放开心扉,真正平等地看待这些小姐们,开始关注小姐们的需求和声音,开始吸引小姐们参与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打开有更多小姐自主参与的工作局面。这也使得张大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妇科和性病科的大夫,而成了小姐们口中的张姨;也使得张大夫这边的工作模式优于其他官方艾滋病防治模式。“权利”的视角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高大上或者口号式。张大夫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视角很朴素地逐步扎根于琐碎的日常活动之中。这也是我一贯认同的:在中国,更应该扎根于本地社区有策略地“ do rights”,而不是一味跟着国际组织高调地“say rights”。

其实,后来想想,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情节,除了年轻女孩子(我)对于情感议题的偏好之外,是我好奇在“红灯区”这样的情境中男女朋友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好奇,那些男的到底知不知道阿凤在做小姐?男的对于自己的女朋友做小姐是什么反应?我也好奇,对于小姐们来说,爱情和性的关系是什么?对于阿凤来说,做生意与谈朋友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很清晰的,但似乎又有交叉?至少,阿凤的反应告诉我,做小姐并不阻碍你谈朋友;爱情与性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性产业内的性与性产业外的性是不同性质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此“性”非彼“性”；也可
以说,对于大多数真正入了行的小姐来说,做生意那就不叫“性”。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一次内部闲谈会上,有个四十多岁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其实还蛮享受做生意的性感受的,但是因为这话太道德不正确了,所以一直没敢讲。然后,我记得她很开心地舒了一口气说:“今天
终于可以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