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价值不在于真实准确，而在于提供人生的意义。

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叙事自我,时刻都在给自己讲一个故事,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里。


今天我们再次看到,真正让人成功的往往不是机械化的理性和算法而是某些情绪化、非理性的东西。

大事业往往就是这么干出来的。如果开始的时候你清醒地知道这件事有多难,你根本就不会开始。

极端的成功并不适合所有人,需要基因和环境的配合。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败,而是平庸。失败其实是成功的近义词,两者都意味着要走极端。

如果别人做这件事需要那么长时间，基本上你也需要那么长时间。如果别人做这件事失败了，那么你做这件事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也是失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基础比率是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多数情况下你不比别人特殊多少，哪怕你觉得你很特殊，你也不一定特殊；但是另一方特殊情况的确存在，那么关键就在于，你找到的这个“特殊因素”，一定得是真正的特殊。

如果你不想听从基础比率，那么你就得拿出非常特殊的理由，而且些理由必须是切实存在的与别人不同之处。

我认为这个“契约体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对于任何严肃的事业而言也应如此。整天问自己喜欢什么，永远都在做选择，没有长性，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愉快。自己亲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关系、一个更好的事业乃至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成就才最值得追求。

那怎么一提国学就非得仰望呢?甚至有人说“如今没有哪个搞哲学的水平能接近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这是不是胡说八道?如果有什么学问非得跪着学,我看那不是学问,那是宗教。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因为国学出了大名的,有的寻章摘句,有的心灵鸡汤,有的装神弄鬼。
国学不是吐火罗文,国学不是《弟子规》。国学不应该仅仅是EMBA培训班上老板们的饭局谈资,国学更不应该仅仅是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培训小孩的另一项才艺。国学,应该是思想和学问。国学对应的应该是西方的“自由技艺”( liberal arts),是能让人做事更有分寸,解决问题更有办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学问。我们想学的不仅仅是“爱国者”的学间,我们还想学“治国者”的学问。
而这样的国学,指望庙堂之上一天到晚揣摩上意、争取经费、发小论文评小职称的教授们恐怕是不行了。非得有个格局远大之人,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究经典之际,通中西之变,成一家之言。

君子关注自己的内心,小民研究如何应付和取悦别人。
但是这个局面正在往好的方向转变。中国现在的大局是新兴中产阶级崛起,消费升级,人的观念和意识也在升级。可能新一代的中国人正在学
习怎么像绅士一样生活,也在学习怎么像绅士一样自省。
一个好的道歉要有三步。
(1)明确动机:不是为了赢回别人的信任,而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
(2)学到东西:态度有问题就解决态度问题,能力有问题就解决能力问题。
(3)提出道歉:说明你的错误,也说明你的改变,但是把是否原谅的决定权交给对方。
不过我猜,这篇文章更大的教训是,一个真正的精英人物要有点中国古代君子或者西方绅土的作风,学一点反思自己的功夫。

敢不將是格雷尼说,你这么做,其实是想用一封道歉信操纵别人。这帮认为道歉就是为了赢回信任的人,其实正在恶意伤害社会信任。
他说,道歉应该是你个人从这件事上吸取了教训,从而获得了进步的结果,而不应该是对别人施加影响力的工具。
所以,你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问题,而是你自己人格的完善。什么叫人格完善呢?就是你做的这件事,跟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之间有个差距。注意,格雷尼这里说的可不是“客户期待你是个什么人”,而是“你自己想成为什么人”。你必须跟你自己较劲。可能你是真心想帮助客户,但结果却帮了倒忙。是不是你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事先没有充分调研客户的状况和需求?是不是你能力不足?事情办砸了,别人批评你,你的本能反应可能是防守反击,但你要想真正从这个事件中学习,有所进步,就必须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接下来你还要决定将来怎么办,怎么改进态度和能力。格雷尼说,只有当你分析和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你的道歉才配得上被人原谅。

人们追求的无非就是两个地位:自己部落相对于其他部落的地位,以及自已作为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一个人的生活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绝对的物质水平决定的,而是跟周围人比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