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书最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时光的流逝能赋予我：一种置身于时间之中的视角。

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

身体的疼痛又回来了,和从前一样剧烈而准时。但他决定置之不理,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诗人艾梅·塞泽尔又送给他一根镶珍珠母贝的手杖,但他决心不再依靠手杖。从六个月前开始,他常常吃肉和各种海鲜,一天最多能喝二十杯黑咖啡,但是再也不看杯托上咖啡渣的排布了,因为从前那些预言最后被证明同事实正好相反。在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喝了几杯马提尼克精工细酿的朗姆酒,感觉非常好,而且又开始抽烟了。

总统穿着邋遢的大衣,围着拉萨拉的彩色长围巾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一直站在最后一节车厢门口,冒着寒风,挥着帽子向大家告别。当火车开始加速,荷马突然发现总统的手杖还在自己手中,于是跑到站台尽头,把手杖用力扔过去,希望总统能在半空中接住。但是手杖掉在了铁轨上,随即被碾得粉碎。那真是恐怖的一瞬。拉萨拉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只颤抖的手伸向空中,试图抓住那根终究没能够到的手杖,幸亏乘警及时抓住了他的围巾,这位满身是雪的老人才没有摔下去。拉萨拉惊恐地跑向丈夫,努力从眼泪中挤出一丝微笑。

这次幸运的旅行结束之后,我把所有故事从头到尾重写了遍,在狂热的八个月时间里,我无须拷问自己,真实在哪里结束想象从哪里开始,因为我怀疑,也许二十年前我在欧洲经历的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怀疑令我受益。

那时我突然想到,我同笔记本上那些题材的之处仍然在于其文学体裁,事实上,它们不应该是短篇小说,而应该是新闻报道,在发表了其中五个之后,我再次改变了看法:它们更适合拍摄成影视作品。于是诞生了后来的五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

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不记得是谁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虽然并没有把这些故事的草稿和笔记撕毁,但我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把它们遗忘了

因为极其害怕即将开始的故地重游,他趁那些疯狂的瑞典人不注意,从行进的车上纵身跳入了万丈深渊,试图逃避那无法逃避的死亡。

福尔贝斯太太没有躺在一片狼藉的床上,而是侧身躺在地上,浑身赤棵着倒在一片已经凝固的血泊中,血已经把房间的地板整个染红了。她身上密密麻麻全是刀伤。其中二十七处是致命伤。从伤口的数量和残忍程度可以看出,它们是在激烈的性爱激起的狂乱中刺上去的,而福尔贝斯太太以同样的激情接受了伤害,甚至没有叫,也没有哭,而是用她士兵一样洪亮优美的嗓音朗诵着席勒,清醒地知道这是她的快乐夏日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天凌晨她又自言自语了很长时间,在近乎疯狂的情绪中她高声朗诵席勒的诗句,最后以一声响彻整栋房子的尖叫攀上了顶峰。接着她发出多次叹息,似乎将整个灵魂都倾空了,最后,随着一声像是漂泊的小船发出的凄厉而绵长的哨音归于平静。

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个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寒风刺骨、既不靠海也没有河的遥远城市,世代生活在坚实的陆地上的人们从不擅长在光中航行。

“光就像水,拧开水龙头,它就出来了。”

“具体来说,”我最终问道,“她是做什的?”
“什么也不做,”他似乎有些失望,“她只做梦。”

随后,我把椅背调到跟她样的高度。我们肩并肩躺在一起,比在一张双人床上的距离还要近。她呼出的气息同她的嗓音一样醇美,她的皮肤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那一定是美丽自身的味道。这一切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去年春天我读了一本川端康成的唯美小说,书中描写东京大资产阶级的老男人们不惜豪掷千金,只为了能整夜端详城里最美丽的女孩,她们全身赤裸,在药物的作用下昏睡,而他们则在同一张床上苦苦忍受爱的煎熬。他们不可以叫醒她们,也不能触摸甚至没有意愿这么做,因为这种快感的精华就在于看着她们熟睡。那一晚,守护着美人的梦,我不但理解了这种迟暮老人的精致怪癖，而且充分体验了一把。

他们关上门窗,打碎了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灯的灯泡。一股像水一样清澈的金色光芒从破碎的灯泡里流出来,孩子们让它一直流淌,直到在屋里积到四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