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曾借着将北岛跟柏桦对比,来体认他这一代人的诗歌,用以厘清他自己:“一个是外向的,另一个却内倾;北岛更关心言说对社会的感召力,并坚信言说的正确性;柏桦想要的是言说对个人的抚慰作用,质疑表达的可能。”他归结“朦胧诗”一代为英雄主义”的集体写作,跟国家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在重庆的那几年里,他跟柏桦,跟许多同一代的诗人,都曾仔细地议论过，认为到那个时候,“朦胧诗”“某种意义上也开始格式化了”,并且我们感觉“朦胧诗”可能会被收编,觉得‘朦胧诗’的可兼容性有点像伤痕文学,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表达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而“我们这一代的写作一开始就不想为这个时代承担什么,没有意识形态针对性,而是想要为整个中国诗歌帝国做什么。…我们那时觉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无用的文学,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追求失败”。

我对我的探究，我同我的争辩，我与我的迷失，我跟我的相逢，这正是现代人的际遇，现代性的主题。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
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在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