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善的宪法和预防性的法律也无力对抗逐渐增强的由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压力。宪法不会被废除，好的法律会继续存在于法典上，但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起到的作用只是掩盖和装饰深刻的非自由的本质。

很有可能一个人虽然不在监狱里，但他并不自由——没有遭受人身监禁，却是精神上的囚犯，被迫按照国家或某个私人利益的代表所希望的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思想保护令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因为没有哪位警长或典狱长能够将一个被非法禁锢的思想带到法庭上，没有哪个思想被前面的章节罗列的手段所禁锢的人会抱怨自己遭到了囚禁。精神强迫症的本质是那些在禁锢下行动的人仍然以为自己在自由行动。思想控制的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对于他来说，监狱的高墙是看不见的，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别人才知道他并不自由。他的奴役完全是客观性的。

今天的独裁者在宣传中主要依靠重复、镇压和文过饰非——重复他们希望被当成真理接受的口号，镇压他们希望忽略的事实，激情的唤醒与合理化或许会为了党派或政府的利益而被利用。随着操纵的艺术和科学得到更深入的了解，无疑，未来的独裁者将学会将这些技术与无休止的消遣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它们正构成威胁，将维护个体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理性宣传淹没在无关紧要的琐事的海洋中。

在《美丽新世界》里，无休止的极其美妙的娱乐（感官电影、狂欢仪式、离心力碰碰球等）被作为政策工具加以利用，目的是不让人们去关心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宗教的彼岸世界与娱乐的彼岸世界不一样，但它们关键性的相似之处在于“与这个世界无关”。二者都是消遣，如果一直沉溺其中的话，二者都会成为——用马克思的话说——“麻醉人民的鸦片”和自由的威胁。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维护他们的自由，只有那些一直理智地活在当下的人才能有望通过民主制度实现自我治理。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如果大部分时间不是活在当下和可预测的未来，而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运动、肥皂剧、神话构建的奇幻迷离的世界里时，将很难抵挡想要操纵控制他们的人一步步的侵蚀。

宣传可以分为两种——理性的宣传号召与发言人和听众的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但非理性的宣传并不与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而是诉诸激情，并由激情主宰。就个人的行动而言，有的动机比正当的自我利益更加高尚，但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当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时，正当的自我利益或许是最有效的动机。如果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的行动总是在倡导实现自己或国家的长期利益，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人间乐园。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的行动总是有悖自己的正当利益，只是为了满足最不体面的激情。结果，这个世界就成为了悲惨之地。号召与正当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的宣传诉诸理性，通过基于当前所能获得的完整而忠实的证据进行合乎逻辑的辩论。而号召由卑劣的自我利益所驱动的行动的宣传提出的是断章取义的虚假的证据，回避符合逻辑的辩论，试图通过简单地重复口号，气急败坏地斥责国外或国内的替罪羊，狡猾地将最卑劣的激情与最崇高的理想勾兑了去影响受骗者。因此，暴行以上帝为名义被奉为不朽的功绩，最自私卑劣的现实政治被奉为宗教准则和爱国责任。

未来的独裁者的臣民将会没有痛苦地被一帮经过高度培训的社会工程师实施组织管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工程的挑战，”一位这门新科学的热情的支持者写道，“就像五十年前技术工程遇到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后半叶或许将会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而我猜想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主宰、科学等级体制和美丽新世界的时代。至于“监督者由谁监督”这个问题——又会是谁来规划工程师他们呢？——答案就是直白的否定，他们不需要任何监督。某些社会学博士似乎相信他们绝不会受到权力的侵蚀。就像加拉哈特骑士，他们有以一当十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而他们有纯洁的心灵是因为他们是科学家，经过了六千个小时的社会学研究。

《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社会是一个世界统一的国家，战争已经被消除，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被统治者不制造麻烦。这一点他们通过合法化一定程度的性自由（通过废除家庭）以及其他手段，基本上保证生活在美丽新世界里的人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毁灭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压力。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通过施加痛苦而得到满足，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则是通过给予快乐，但同样是对人的侮辱。

耶稣认为安息日是为人类创造的，这个想法是彻底错误的。恰恰相反，人类是为了安息日而创造的，他必须牺牲自己与生俱来的个人特征，伪装成集体活动的组织者心目中标准化的合乎理想的会交际的人。合乎理想的人会展现出“合群活跃”（多么美妙的字眼！）和对集体拥有高度忠诚，总是乐意服从命令，有归属感。合乎理想的人必须有合乎理想的妻子，非常合群，有极强的适应力，不仅接受她的丈夫首先要忠于企业这个事实，而且自己也非常忠诚。

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这数百万不正常的正常人乖乖地生活在社会里，而如果他们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不应该会适应，仍会珍惜“个体性的幻想”。

我们“日益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许将以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作为表征。这些症状很明显，而且非常令人不安。但“我们要当心，”弗罗姆博士说，“不要将精神健全等同于防止症状的出现。这些症状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有症状就表明有冲突，而冲突总是意味着渴望完整与快乐的生命的力量仍在抗争。

我们的当代西方社会虽然在物质、思想和政治层面取得了进步，正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精神健康，而且会戕害个体内心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思考和爱的能力。它会将他变成一台自动机器，由于人性的缺陷，人们的精神疾病日益严重，在疯狂的工作和追求所谓的快乐的背后隐藏着绝望。

幸福是一个很难伺候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人们不是因为被设置成毫无疑义地接受幸福，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

爱普西隆式的牺牲只能由爱普西隆来做，因为对于爱普西隆们来说，他们并不觉得那是在做牺牲，他们是抵抗力最小的一群人。他们的条件反射设置为他们铺好了轨道，让他们非沿着那轨道跑不可，这是他们的命。即使换了瓶子，他们也仍然在瓶子里，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瓶子，让他们永远像婴儿和胚胎一样被关在里面。当然，”统制官沉思着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某种瓶子里度过的。可我们如果有幸成为阿尔法，我们的瓶子就相对而言比较宽敞，如果把我们关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痛苦。你不能把高种姓的代香槟倒入低种姓的瓶子里，这在理论上显而易见，而且这在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证明。

穆斯塔法·蒙德大笑起来，“因为我们不想让别人割断我们的喉咙，”他回答道，“我们相信幸福和稳定，一个全部都是阿尔法的社会必然充满动荡和痛苦。

和苦难带给我们的体会相比，现实的幸福根本不值一提。而且，稳定当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精彩，随遇而安也不如和厄运斗争那么惊心动魄，更没有和诱惑抗争，或因为激情和怀疑而神魂颠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