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狮子山下”的精神并非一成不变。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虽然香港政府在2002年经济逆境时,希望通过《狮子山下》一曲重新引起香港人同舟共济和努力奋斗的精神。然而,香港民间并不全接受政府对狮子精神的论述。实际上,(狮子山下)的歌词充满广泛的精神哲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狮子山下)中所说的“理想”,不一定是指经济发展,亦可以是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狮子山下》因而成为香港人各自表述的“港歌”,成为在不同社会运动引发参与者情绪的歌曲,依旧对香港人建构香港精神造成影响。

要了解(狮子山下)所代表的香港精神,需要将歌词放在当时香港植会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分析。首先,香港自开埠以来,便成为来自广东、福建等华人寻找工作或转往外地的移民城市。一般移居香港的华人,都抱着“过客”的心态,只要赚到足够的金钱,便会返回内地的家乡居住,并没有长期居留香港的打算。因此,香港对他们来说,多多少少可说是“海角天边”。其次,自香港由英国进行殖民式统治后,大体上港英政府对外国人和华人实行分治政策。在1947年前,华人都被禁止在太平山区居住,因此般穷困的华人都住在徙置区,而狮子山下正是横头礴徙置区,成为一般草根华人居住环境的象征。第三,由于移居香港的华人来自内地不同的省份,所说的语言各异,生活环境同样贫困,在日常生活中难免有各种摩擦。因此狮子山下)中便有“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等歌词,勉励面对同样生活困境的草根华人,抛下成见,互相合作,并且努力奋斗去解决困境。第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较当时内地的经济发展为好,加上五十至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一代逐渐长成,视香港为他们的家。因此,以努力奋斗的精神,共同创下香港不朽的传奇,逐渐成为当时香港人的共同理想。总括而言,《狮子山下)反映了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华人,渐由过客”的心态过渡至“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而狮子山下精神问舟共济努力奋斗和追求经济发展的精神。

香港自1842年由英国统治后,除了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外,香港政府均以英文为法定语言,政府和外资商业机构的文书都使用英文书写,学习英文成为人们进入政府和外资公司工作的必要条件。英国占领香港初期,虽然沿用中国法律和风俗处理香港华人之间的纠纷,但自1844年香港高等法院成立后,香港所有重要案件以至中国通商口岸的英侨案件,都由香港法院审理,必然以英文撰写法律条文和以英文为处理法律程序的语言。二次大战后,英国恢复在香港的统治。随着世界去殖民地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港英政府需要逐步改变对本地华人的政策,使他们对英国的统治产生归属感。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可视为港英政府对于本地中文专上教育的支持。然而,在一般教育以至与政府公务的往还,仍然以英文为主,这无可避免地在一般市民和政府之间造成隔膜。因此,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初,香港社会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呼声日高。有见及此,1971年,政府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研究中文在香港的地位,结果显示中文和英文应有相同的地位。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法定语文条例》,中文和英文一样,取得法定语文的地位。

中文法定地位的确认
《法定语文条件》在1974年2月通过,香港政府承
认中文和英文享有同样的法定地位,中文可以作为政府和民间文书往来的应用语言,奠定政府服务配合本地需要和中文社会地位的基石。

踏入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公务员和警队猖獗的贪污情逐渐成为香港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阻碍。加上,1966至1967年间发生暴动，当中与市民对警队和公务员贪污行为的不满有关。因此,于1970年5月14日立法局通过《防止贿赂条例》(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港督戴麟趾( David Trench)在同年12月17日签署生效。

自1842年起,香港成为合法鸦片贸易的集散地。鸦片贸易的庞大益,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的英籍、印籍和华籍游民来港谋生,当中有不少香港的警察和低级公务员,因此质素参差,很多都为非作歹,收受贿赂去庇院、赌档及鸦片烟厂,成为香港社会长期的问题。

1970年12月,《防止贿赂条例》生效,为打击香港猖獗贪污情况的转捩点,为1974年廉政公著立奠基础,亦标志着香港建立了一个康洁社会的形象。

自七十年代开始,港英政府开始改善对华人的待遇,加上全球兴起反殖民地风潮,在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也日渐提高,港人多关心内地及香港本地事务。此时也因香港贪污问题日趋严重,先后出现“捉葛柏事件”及其后成立廉政专员公署,由此得以树立香港廉政的形象影响至今。踏入八十年代,香港要面对回归祖国的问题,中国政府表示坚收回香港,促成了一连串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及中方提出以“国两制”的模式管治香港。

大学本部的学位考试,才能获授中文大学的学位资格。这使各学院失去独立的学位授予权,各书院不同的课程特点,逐渐统一于大学本部的规程下。
由于以上原因,新亚、崇基和联合书院在中文大学成立之初,已失却以往独立书院的地位。有论者认为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在中文大学成立一年后,任新亚书院院长一职,是与钱氏对新亚在大学本部控制下,失去原来办学理念感到失望有关。

香港大学自1912年创办后,成为战前香港唯一一间大学。日治时期香港大学停办,到战后复办,依然以维持英国在东亚的声誉和促进中英文化交流为目的。然而,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中断,香港贫苦的青年无法再回内地接受高等教育。此外,香港在五十年代开始由转口港转变为工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增。单单一所香港大学已无法应付这些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不少内地学者南下香港教授中国文化,著名学者有钱穆、唐君毅等在1949年创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亦分别在1951年和1956年成立。由于当时只有约百分之三的中学生能升读港大,这些书院遂针对一批无法升读港大的青年,提供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高等教育。

直到1959年,新界乡议局成为官方的咨询机构,政府在同年12月11日制定香港法例第1097章《乡议局条例》,承认乡议局作为政府咨询新界意的唯一法定组织。……提供新界区事务咨询工作的角色，一直维持至今，地位依然未变。

港独特的土地管理制度。在英国皇室拥有“官地”最终业权的基础下,港英政府把土地使用权批出租予他人,拥有土地使用权者可以在租赁期內摁
使用权自由转让,故此香港的“卖地”正式来说只是卖出有限期的土地使杈,私人土地的转让实际上是买卖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而已。
十九世纪末年,香港和九龙半岛逐渐开发,由于地少人多,发展受到局限。英国政府为扩大管治范围,遂于1898年以防卫问题为由,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包括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及邻近二百多个岛屿,港英政府的管治面积骤增十倍。
对于那些习惯自治和长期享有特权的新界原居民来说,他们不但害怕族传统受到破坏,也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如征收地税的权利,因此一些村民力主武力抗英。港英政府意识到要长治久安，必须实施有别于市区的管理办法。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首阄以中文与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联邦制大学,其成立更是英国殖民统治政府在同一个殖民统治地区上成立的第二所官办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成立至今,对促进中国文化传承和研究贡献良多。

虽然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希望提供大量质优的公共房屋,但在委员会成立的头十年,只有约十三万人被安置在新兴建的公屋,相反,设施较简陋的徙置屋邨,却容纳了六十多万居民。此外,当时察屋居民的数目增加了倍,而且仍有大量市民居住在环境恶劣的“板间房”、徙置屋等,需要重新安置。1973年,香港政府成立房屋署,统筹分别由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香港房屋协会和徙置事务处兴建公共房屋的计划,在不同的新市镇大量兴建公共房屋。至七十年代末,居住在政府兴建的公屋的人数,已占全港人口近百分之五十。香港公屋的发展计划,成为其他亚洲国家如新加坡的模范。而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公屋生活,亦成为不少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

报告第十三段的政策部分,实际上为往后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公共房屋的发展方向定位。首先,虽然委员会提供能让原来廉租公寓和寮屋居民能负担租金水平的公屋是其中一个目标,然而,更重要的目标是提供拥有独立厕所、厨房和露台的单位,即使建筑成本和租金会因此而提高,但希望能为市民提供较廉租公寓空间更宽敞、单位设备较完善的单位。第二,公屋以多层式建筑,以容纳最多居民数目为原则,并且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建设方式,间接使租金降低,让大部分市民能负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