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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乐的困惑》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 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卜正民
  •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CNY 49.80
  • ISBN：754958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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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当我将这一变化呈现给读者时，我清楚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90年代】的某些相似之处。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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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今人从现时的视角书写的，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角度去看历史。随着时间的前移，人们观察历史的有利位置会随之变化，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变，这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
麦兜史努比 //这个比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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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纵乐的困惑抗争的时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人一个反复出现的焦虑，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如果没有两千年的话。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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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要重新征收赋税，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得到保障。已逝的宋王朝通过取得士绅阶层的效忠、使他们与新政权同呼吸共命运，取得了政局的稳定。早年当过和尚、熬过饥荒灾害的洪武皇帝，有着穷人对士绅阶层的本能的不信任。他转而在一般民众中寻求同盟。在其统治的三十年中，他制定了严密的律令，干涉个人生活程度之高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在二十世纪以前，可以说无人出其右。对于这位皇帝来说，农村和谐秩序的理想蓝图就如道家所描述的那样，由少数德高年长的优秀分子管理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轻徭薄赋，精员减政。种田者与土地紧密地相结合，手工业者被束缚在官营作坊中，商人互通生活必需品之有无，士兵驻守边塞。政权的管理权掌握在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知识阶层中，时刻受到广大民众的警惕、监督。

洪武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百姓定居在原籍，只有在政府批准下才能迁徙。这位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这正好是十三世纪英国的一份法律文书中用来界定“邻里”的距离，因为这是短途货运人员可以在一天内往返市场一个来回的最远路途）。洪武在法律中规定100里（合58公里）是最高界限；一个人要想超越百里之外，必须得到一个路程许可证。要是无证通行的话，会被处以八十下的杖刑。未获官方批文擅自旅行海外者，归国后会被处死。《大明律》，这部本朝基本法律条文的汇编，除了限制物理移动之外，还限定人的社会流动。工匠之子必须为匠，士兵之子必须当兵，对改换职业的处罚像跨越自然界限的处罚一样苛厉。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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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当洪武皇帝下令各级官员必须严格按照法令办事的时候，里甲组织的理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南京的城门和城墙就是藉由里甲制度推行的国家财政税收得以建造起来的，只要将之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就行了。但是当封闭的村庄对外开放、交换行为在贫与富间发挥作用的时候，里甲模式中的机械团结不可能再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活力，甚至再不能保证赋税的有效征收。洪武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自动十年一循环的理想秩序中去，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在1449年以前继位的四位皇帝统治时期，现实在慢慢地反弹。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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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前期，乘轿旅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所以1405年当一位检查官员整理对一个贪官的诉状时，将那人的所作所为描述为“乘轿于市中强买物货”。只要负担得起，人人都可乘轿，只要不违反政府对颜色的规定就行：红色是禁止使用的，五品以下不能用绿色。法律同样禁止强迫他人抬轿。抬轿的活儿被认为超越一个奴仆对地主的例行义务之外，所以地主让仆人抬轿必须另外付钱。到明代中叶，轿子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轿子的使用被糅合到了住宅建筑中。苏州的大户人家多在大门内建一轿厅，作为在室内落轿的地方。另一相应的调整是公文箱的设置，一个长长的带盖的盒子，置于轿柱之间，供旅行者在途中读书或办公使用。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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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2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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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完全明白思想能在社会中自由流通的方便之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垄断出版业，或是由国家控制出版商，或是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国家面对新技术革命时所做的那样，禁止某些特定书籍的出版。与欧洲人不同，这位中国皇帝是通过大量印行他想要人们阅读的书籍的方法来控制出版业的。这些书籍包括：各类学校课本的标准版本（以儒家“正”经为内容）、行政手册（法律、礼仪、行政规则、为官百科知识）、初级道德读本。汇集他个人的劝谕和斥责的书籍被列入必读书目。在连续出版的《大诰》三编中，洪武抨击了他所认为的政权中存在的无限罪恶和腐败行为。该书在1385年11月至1387年1月间连续印行，被指定为国子监及其下各级官学生员的必背书目。之后，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又出版了他的《教民榜文》，在这本书中，他号召人民与他一起铲除恶官。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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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2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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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放弃了他父亲的计划。他将主要都城迁到北方，很快放弃了洪武将南京建设成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宏伟规划。虽然大运河同时将苏州、南京两座城市与北京连接起来，但连接南京和大运河的仅仅是一条次要的河道。运河的主干道经过苏州。大运河的重修，有效地将南京置于二流位置，确保了苏州发展成为跨区域经济联合的纽带。到十五世纪中叶，苏州完全恢复了王朝建立伊始它被剥夺了的繁荣。南京慢条斯理地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但缺乏苏州那样的与剩余产品生产区的经济联系，仅在个别商品范围内可以与苏州相抗衡，最明显的就是奢侈品，这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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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2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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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俊对1448—1449年起义进行分析，随后得出结论：起义的失败是由于邓茂七过分坚持要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谈判，而到明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末时，这一政权已无意于保护耕种者免受地方官员和地主的压迫。为了表明他对皇帝的忠诚，邓茂七在应该进一步扩大军事优势的时候没有及时发动主动进攻，他还幻想着，维护地方利益的正义要求会得到明朝政府的保护。在田中看来，邓茂七应该迅速控制交通动脉，为进一步斗争建立起广泛的地方根据地，阻止政府军的侵入，使地方豪强无法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对起义军组织进行反扑。尽管起义失败了，田中仍将邓茂七起义看作第一次反对租佃制的阶级关系的农民起义，它有别于历史上夺富济贫的政治性斗争。因此，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战争”。
十五世纪四十年代这场战争燃烧了整个福建山区，这说明，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对白银需求的增长，地主和佃农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佃农不再愿意将他们与地主的关系看作个人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的标志之一就是佃农负有为地主供应“冬生”的义务。现在它已成为一种纯粹的契约性关系：一种除了租佃契约中规定的内容外不应再有任何额外要求的经济协议关系。随着佃农对地主以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领主性义务进行反抗，有明一代租佃关系的人身依附色彩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抱怨：拥有好土地不如拥有好佃户。赋税征收的舍人税地加速了人身依附的松弛化。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以白银为量度的更为纯粹的经济关系，将决定中国社会的权力等级结构。
麦兜史努比 //佃户越来越高傲还有这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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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税收方面不断增加的需求，明朝政府将一些课征转以白银缴付，其中一部分—— 而且这部分还不断增长——必须运到北京。这个转变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436年金花银的征收，此即前一章“冬”季结尾所提及的南部七省将部分粮税折钞上缴。明代中叶所推行的徭役改革，也制订了其他税收兑换的措施。“坐办”为“岁办”所取代；后者要求供应物产到京师的地方官员，在他们的财政预算中，承担有关运输费用并以白银上缴应课税项给中央政府。地方驿站的强制性力役逐渐被“役银”所取替，是项转换过程始于1490年，至1507年全面实施。这些变更和其他改革渐渐地将国家税收转移到以货币为基础。至十六世纪末期，实际上所有通过里甲制所征收的徭役，都已经转换至按田亩征银，此即“一条鞭法”。
徭役的原则因此渐渐地消失于十五世纪的新货币经济的漩涡里。从北京税收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力量并非在消减，它只不过是将税收的渴求压向地方政府。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退出税收的行政管理，交由地方官员去处理如何增加税收的问题。收税官员被迫要自己去想方法征集金钱，而这又不能正式记录于县里的账簿里。中央政府并不关心幕后所进行的一切，只要地方官员完成税收的定额就行。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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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商业的关系因而摇摆不定，有时忽略它，有时又利用它，却没有将它有系统地纳入国家的财政策略。这样看来，近代中国历史学家所提出关于一个贪婪而又“反商”的明代政府阻碍了商业经济发展的论点似乎有点牵强。明代政府可能并没有按欧洲中产阶级的理想去促进商业，但至少它在相当大程度上让商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
麦兜史努比 //确实，明朝有没有十分明确的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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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大部分的中国纺织者来说，棉花由耕种到织布的整个生产过程是一整套下来的。棉花长期都是主要由妇女种、轧、纺、织，所有程序都在单一家庭内进行。也只有在生产者自己的家庭不能生产足够原棉时，流动商人购买的棉布才有市场。但这种分工的程度是很小的。然而到了明代中叶，棉布的生产变得愈来愈专门化。1512年《松江县志》描述道：“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虽然从事纺织的依然是农家妇女，但她们依赖城镇的市场，进入专业分工的生产程序。她们并非仅仅生产家庭的剩余物资，而是从事按件计价的家庭工业。
麦兜史努比 //这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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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一位河南的知县提出，《易经》视市场为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用以表明“盖以利民而通货也”。他进而以传统的方式争辩道，商人应该被征以轻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使国家与人民竞逐他们可能从商业贸易所得的利益。这位县令显然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推论，即国家调节市场的利益旨在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他并不像许多明初评论者那样，相信商人是坏人中的一类。不能调整市场使之作为公平交易的地方，不仅会把商人赶离当地市场，也会迫使他们投身走私活动以继续他们的贸易。他总结道：“驱农以为商，尤可也；驱商而为盗，不可也。”他并不特别认为农业绝对优于商业，他把确保市场良好运作也作为知县职责的一部分。
麦兜史努比 //还是挺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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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们对于衰落的控诉充满了讽刺性，因为新的经济繁荣的得益者正是他们自己。经济繁荣可能不被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它使得一些条件变成可能。在这些条件下，某些家庭可以负担起进入士绅精英分子的圈子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化训练。士绅们自己承担着对于时代衰落的忧虑，而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在逐渐重构和界定精英分子的生活。人们普遍意识到，在他们抗议的背后，是对辨别焦虑并控制它的渴望，这种焦虑来自社会关系网，他们是这张大网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失去最多的输家。当然，旧的精英阶层在明代中叶的商业化旋涡中受到威胁，但没有了这些威胁，朱肜和张岳等人可能永远进入不了士绅阶层。一旦身处其中，他们不得不处处为他们的身份辩护，并在正德以来的纷乱世界中保持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诉诸儒家教育（朱氏），甚至考试制度的限制（张氏），作为守门者，去抵挡一波波日益强大的向上爬的平民，他们竭力要求进入士绅阶层。
麦兜史努比 //与现在何其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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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曾禁书，但仅是偶然为之，并未形成制度。最有名的一次，是对李贽（1527—1602）著作的查禁。李贽强烈抨击儒家思想，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部分是由于他具备一定的能力，使自己的著作被广泛传阅。就连他与知名论敌间的往来信件，一旦攒够了一定数量可以出版，他都拿去刻印。张问达，那个对李贽提出弹劾并最终使他在北京的牢房里自杀的给事中，他在关注李贽的思想本身的同时，也对李贽的思想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在年青一代的地方精英人物中流传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一个人怎么想理应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李贽为自己的著作所起的书名，像《焚书》、《藏书》，说明他已预见到了自己著作的未来命运。但明朝政府发现，要查禁李贽的书着实不易。正如一位四川省的御史在1625年向皇帝奏报的那样：尽管多年前那里的地方官就收到了朝廷宣布李贽的著作为异端的通缉令，烧毁了搜剿到手的所有的李贽的著作，并禁止书肆出售；但“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善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商业性刻印书籍使禁书成为不可能，读者是很难被说服不读这些书的。
麦兜史努比 //“一个人怎么想理应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很典型的代表了政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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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29年开始，崇祯皇帝批准关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以便节省每年十万两的国库开支、缓解地方民众的沉重负担。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被挪作军用，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明朝的财政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国家通讯系统人员极度短缺，与此同时，被裁减的驿卒——像之后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一样——开始在他们原来服役过的官道上剽掠来往的乘驿者。连接各县治的官道面对这种剽掠尤其不堪一击，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驿传通信网络。明朝后期的地方官员就不得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当地筹资来保证国有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继而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官道的畅通，从而为明末席卷全国的军事斗争埋下火种。清初，顾炎武从这一严峻的结局出发，考察官员乘驿制度的衰落，将明朝的灭亡归因于驿传制度的废弛。尽管这一解释本身似嫌过于简单，但统治一幅员广大的帝国所必需的交通手段的丧失，确实是其最终覆灭的诱因之一。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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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科·布雷（Francesca Bray）提出，从明代后期开始，妇女在纺织生产中逐渐被排挤到次要位置，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男子取代了她们原来的位置。在丝织业中，男子承担了织丝成布的工作，而将报酬低得多的其他生产工序（如缫丝）留给妇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书中插图描绘了妇女在照料丝蚕和操作纺轮（见图31），而在织机后面画的都是男子。农村的妇女们仍在织棉布，但是在城市里男子所从事的踹（布）、染（布）工作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布雷认为，到了清朝末年，妇女控制的唯一一个棉织业生产领域就是家用土布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再像明代后期那样获取货币收入了。起初将妇女带入农村家庭纺织工业中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她们的劳动的边际化]，使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降低。尽管存在这种边际化的趋势，妇女的劳动对明代后期的商品生产过程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其中一些生产还得益于她们的手工技艺，而这在明代前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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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浪漫爱情的理想境界，将他们政治上的隐退引向了与艺妓的交往世界中，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在失意官场和卑微政治地位中丢失了的道德优越感。结交艺妓成为一种隐喻意味颇浓的行为。文化造诣高的男子将他们自己的这种两难处境典型化为作品中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男主人公。他们花钱纳在某一方面文化修养极高的艺妓为伴，部分地吸纳了命运悲惨的艺妓的人格特征，藉此来表现他们自身的殉道感。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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