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学间,尤其是著述,极为较真,毫不含糊,不然鲁迅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要在讥讽胡适有“历史癖与考据癖”时,顺手把顾颉刚也捎带上了。但顾颉刚做学问的认真与那种迂腐的学究气无涉,尤其在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上,他并不纯粹出于学术兴趣,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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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也是大学者,但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深,他从1928年起就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该所1938年迁来昆明),1937年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相当于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又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国防参议会,后又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这就不难理解傅斯年何以对政治比较敏感。顾颉刚接受傅斯年的劝告,马上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边疆》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