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应该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萨拉·斯奈德（Sarah B. Snyder）曾经写过一本《人权行动主义与冷战的终结》（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她在书中说，1970年代是美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时期，随着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一些受到鼓舞的苏联人起来发声，最后才有了冷战的结束。她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把1970年代视作转折的年代。除了在人权领域，环保领域也是如此。环保运动在1970年代开始变得非常重要，不只是美苏关系，其他许多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在十年前所作的《全球共同体》一书里谈到了非政府组织。在1970年代，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从900增加到10000个，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增长。此外，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1970年代迅速增长。这都是为什么我说，在1970年代国家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单个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逊于国与国之间的联结。
专题
作为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学者，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准确地说，1972年的“建交”，其实是“复交”：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辻康吾
学术与政治 /采访、撰文：田波澜 受访：葛兆光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刘柠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 /采访、撰文：张哲 受访：约翰•道尔
海外的日本研究 /撰文：[日]唐纳德•金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 /刘柠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 /采访、撰文：陈越 受访：入江昭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 /采访：徐力恒 受访：拉纳•米特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 /采访、撰文：何培忠 受访：矢吹晋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 /矢吹晋
“迷惑”的“麻烦”？ /刘柠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划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来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 /家近亮子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 /采访、撰文：郭玉洁 受访：张大春
影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撰文：刘柠 摄影：北野谦
随笔
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 /雅恰•蒙特
因此，“够了，适可而止”这种全新情绪，在目前阶段，只是在犹太人和异邦人的沟通中又增添了一层尴尬。倡导“终点线”的人们或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是令人失望的。
“终点线”运动的失败还产生了一个违反直觉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国在战后取得的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付出巨大努力而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赎罪和自由主义化，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给德国的。在瓦尔泽的带领下，大多数德国人现在都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永恒记忆过于把德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抱怨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巩固和内心折磨，我们能否期待终有一天，奥斯维辛会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走进历史课本，成为公众对过去的一种纪念？
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米歇尔•吉伦吉格
书评
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 /路易斯•梅南
革命与背信之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预言书 /與那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