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无法赞同辛克利的判决,就如同挪威民众无法认同布列维克的第一份鉴定报告一样。但他们许多人却无法同时意识到,辛克利在三十年后,和历史上著名的个案一样,仍无法重获自由;而挪威的检察官,虽不敢言明却十分期盼以精神异常之名,在挪威的制度中,让被告在医院中终其一生而无须释放。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最后布列维克还是通过诉讼,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而检方主张被告精神异常的意见,反而不被法庭接受。到底,谁赢得了这一场诉讼?

相对于一些媒体对于精神鉴定的大声责难,对于布列维克的父母,挪威媒体倒是没有嗜血或猎巫般地苛责他们]。父亲谈到自己,很想以死了断;母亲的脸书,涌人数万名挪威人的鼓励,认为这位母亲也是受害者。没有麦克风追着他们,问她说,你对儿子犯下这起杀人案,有什么感觉?你要不要道歉?

当代所谓“民事留置”或“强制住院”是一种治疗或留置而不是刑罚。将具有危险性之犯行者限制其自由系基于公众安全的考量,不受法定最高刑期的限制,因此当被告“因精神异常而无罪”时,由于其精神疾病或心智障碍,被认为无法对自身行为负责,很可能面临长期且终身无解的监禁。

里根遇刺是相当意外的事件,也反映当时秘勤局慌了手脚。当天两位员警与干员都是直觉地用身体挡子弹,相当尽职。至于到医院后也是相当混乱,遑论当时有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挂急诊,没人接应;进人急诊和创伤治疗室( trauma bay),接应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居然是总统。急诊登录人员起初在写病人姓名时还问,“姓氏?”“里根”,“名字?”“罗纳德”,“住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时工作人员才愣住,随行秘勤局人员立即接着说,“没错,在你们那里面的,正是美国总统”。至于有名
的问话,“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里根讲了两次,一次在急诊，一次在手术室麻醉前。第一次问时,急诊创伤小组以及秘勤局干员大家都慌了,没有人回应他;第二次再问,主刀医师约瑟夫·乔丹诺( Joseph giordano),这位忠贞的民主党人,确实地回答了“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

据史戴德曼团队的统计,八个州,将近百万起重罪案件,只有接近1%提起因精神异常无罪抗辩,成功率则为26%。换言之,仅有3%左右重罪案件因而无罪。实在很难说这是一种常见而明显地破坏“法律与秩序”的情况。再者,以美国的情形来看,对常见达成精神异常无罪的情形,将近八成来自于罪刑协议过程,其次是非陪审团法庭审判,陪审团判决只占一成以下。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被“诈病”所“愚弄”,反而不是天真的陪审团,而是强悍的检察官和审判法官。

确实,原本的要求要检方证明一个人心智健全,在实务上或者是上,就已经不容易达成,何况是要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批评者也指出,如果犯罪是一种异常行为,那么,怎可能证明一位罪犯是心智健全的呢?

英美传统上无论采用认知准则或是接受控制准则,都是期待因精神异常而无罪;换言之,一旦提起精神异常抗辩,陪审团的判定只有两种,有罪,或是因精神异常无罪,不存在第三个选项。

但是在苏格兰,却发展出相当不一样的概念,并且在二战之后引进英美,那就是因精神状态而减轻责任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在面临谋杀( murder)重罪时,犯行者因为精神异常而得以判定减轻责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或称部分责任( partial responsibility),并处以较轻罪名杀人罪( culpable homicide)。

这疾病样态,强调的是理性、智力或道德感没有明显的缺损,但是,情绪或行为的控制或者是冲动性,却出现无法抗拒的异常。这样的辩护正是针对当时法律人或是一般人,对于精神疾病或是精神异常的主要想象:精神异常,一定是全面性、极度狂乱。

厄斯金认为,一位实际上精神异常的被告,或许可以完美地表达道德与法律上的纯正,但是无法正确地将这些标准运用在自己的行为上,因为他对于事物的感受有根本的错误。

达伦实验以失败收场,但是,十八年的论证思辨,却激发形成了许许多多相关的研究与文献,无论在法学界还是精神医学界“这项实验,让许多程序与实质的问题得到强化,也让被告的精神状态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审判前的精神状态检查,成为例行的程序之一。

作为一个失败的实验,达伦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其影响力之深远,则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简言之,精神医学或心理学所称的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指的是诊断,针对的是治疗。法庭上或者是陪审团所关心的,是会对责任能力造成影响的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在法律聿上,无论是任何名词,都可能和临床上所说有所重叠,也有所不同。这是第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新罕布什尔法则很清楚地宣示既不接受“认知准则”,亦不接受“妄想准则”,也无须争论是否有事先计划、事先预谋,也不争论是否企图逃脱,更无须考虑对于一般事务的处理或应对能力等等,只有考虑疾病,以及行为是否是疾病的产物。所以,称为产物法则。

1840年到1843年间刺杀女王或首相的案子,被告最后都以精神异常而无罪告终,对于当时的英国政治情势和许多人而言,纵使不满意,这样的判决结果恐怕仍旧是比较好的结局。因为,这些可能充满政治联想的举动,最后都可以解释为精神异常,而暂时不需要去探究背后的社会冲突:一位是伯明翰人,来自宪章运动的发源地,另一位是苏格兰人,正值工运与宪章运动蠢蠢欲动的时机;两位,都是中下级的工人。

奥斯福两年后得知另一件刺杀女王的事之后说道,如果当时他们把我吊死,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情了。
可以想见于三年后,当罗伯特·皮尔首相的秘书被刺身亡时,女王为何无法接受法庭之后的审判结果:因精神异常而无罪。

不可抗拒之冲动法则,或者是说,情绪与冲动控制准则,在马克诺顿法则的发源地英国,无法被法庭接受;但是在艾萨克·雷所在的国家美国,则受到许多州采用,作为马克诺顿法则的补充自此之后,认知准则(又称是非对错准则)以及控制准则,成为各国精神异常抗辩所依据的两大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