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维持并且也不可能维持住他们的君位,一则是因为,一个始终以平民思维方式生活的人,如果没有非常出众的才能,就不可能指望他懂得怎样去发号施令;二则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并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再说,遽然兴起的国家,好像自然界中迅速滋生长大的东西一样,无法做到枝桠交错,根深蒂固,因此一场突来的急风暴雨就能轻易将它摧毁。如果那些转瞬跃登君位的人能够抓住命运的恩赐,立刻采取适当的措施,登基后迅速奠定基础——在他人说来,这些基础是在登基之前就已完成了的——那么,他们还是能够保有江山的。

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国家草创时,再不会有比着手采用新的规章制度更为艰难的了,而且成败没有丝毫把握,推行起来又更是风险重重。这是因为,倡导改革的人将会成为所有在旧制度中受益者的敌人,而新制度的受益者却总是有些三心二意。他们之所以三心二意,一半是来自对那些反对者的恐惧,一半是来自于人的怀疑的心理。他们如果看不到可信而又确凿的证据,一般是不可能真正相信那些新生事物的。因此,当敌人一旦抓住了合适的机会,他们就成帮结党地对新制度发起进攻,而另一方只是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所以处在半心半意的臣民中,倡导革新的君主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要确保他的新王国的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略，就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欺骗手段获胜，使人民对你敬畏有加，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你；要清除那些正在或潜在的想加害你的人们；要采取新的办法革新旧制度，既有危险又使人感恩，既宽宏大量又乐善好施；要消灭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关系，使他们自觉殷勤地帮助你或者战战兢兢不敢得罪你。

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别无他望的时候，武器就是神圣的。

我把命运比作那些毁灭性的河流，当它发怒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迁移土地；在洪水面前，人们因屈服于它的暴虐而奔逃，毫无办法抗拒它。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以便将来水涨的时候，让它顺河道宣泄，不会因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对于命运，情况也是如此。当我们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去抵抗它的时候，命运就显示出它的威力，正如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来控制它，它就在哪里作威作福。

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否则，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就别无办法。但是，一旦大家敢于对你讲真话，他们对你的尊敬就会减少。所以，明智的君主应该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批有识之士，让他们单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权利，但这也只限于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事情。

为了保证大臣对你忠贞不渝，君主也必须经常为大臣着想，尊重他，使他享有富贵，对你感恩戴德，让他分担职责，分享荣誉。使他知道假如没有君主，他就无法立足。因此，给他荣誉使他别无所求，给他财富使他不想得到更多，给他重任使他害怕被撤换。当君主和大臣们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彼此之间就能够真诚相处；否则，结果只能是彼此都受到损害。

假如他与你不是朋友，他就会要求你保持中立；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就会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

不要被人民憎恨是你最好的堡垒。

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切人的行为，尤其是君主的行为，人们注重的只是结果。所以，君主假如征服并且统治了那个国家，他所采取的手段就总会被人们认为是最高明的，并且将被每一个人称赞。

当遵守信用会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应该再去遵守信用。假如人们全都很善良的话，这条真理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因为人性是恶劣的，而且别人对你并不是忠诚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没有必要对他们守信用。

这个世界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而后一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欠缺，所以必须同时借助后者。

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要更没有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会由于害怕受到的惩罚而有所顾虑。

因此君主为让自己的臣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不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引起混乱、凶杀、趁机劫掠的人说来，可以说是更仁慈的了，因为那种仁慈受到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而君主严格执行刑罚伤害的不过是个别人罢了。

世界上再没有比慷慨耗费得更厉害的东西了，因为当你慷慨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权力，不是使自己贫穷而最终被人轻视，就是因为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