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世英曾经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所以我们经常搬家,并且一搬家就要改名字。我小时候觉得,人就是要经常搬家的,而且搬一次家就要改一次名字。
每次外出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我,你要管爸爸就叫叔叔,妈妈叫阿姨,或者装作不认识。有人问你,你说不知道,怎么吓唬你也不许说。我说“好”。装作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隔一段距离走。有人问“这是谁呀”之类的问题,我都按照父母教的说,从没有说过实话。

现在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她的父亲朴正熙就是我的同学。我们那一期两个连,他在三连,我在四连,互相之间都认识。朴正熙学习好,当时考前三名的,所以校长南云对他非常好,以后他就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就不让回满洲军队了,在日本军队里头实习日本人就以为他是自己人了,其实朝鲜这些同学都是反满抗日的。

到2015 年，抗战胜利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一切消逝，年轻的容颜、爱情、活力、记忆，甚至生命。就像书中那些老人讲述的一切，其实在七十年前就已经结束，都不在了。

在四川时，黄宗江的前女友要跟别人结婚了，黄宗江准备写一封信给她。好朋友蓝马给他讲了勃朗宁夫妇的故事。说有一次伊丽莎白出事了，罗伯特给她写信，说：“我曾为你而战，最后的最好的一战。”黄宗江就把蓝马教他的这两句写进信里，寄给那个女朋友。

抗战期间，川人刘航琛的儿子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有次复旦遭到空袭，过后，有人问刘航琛，你儿子被日本飞机打到没？他说，打了个包包。又问他，伤得重不重？他说，打了个坟包包。刘的儿子躲在床底下，日机扫射，子弹穿过屋顶和床铺，击中了他。

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关注点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所以本文中描述的“保小”生活可能与其他人的回忆或者文献记载有出入，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选取王老这段经历的目的，一是想引起那些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人们的共鸣，再就是想以孩子的视角展现抗战时期延安的真实生活。

每次外出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我，你要管爸爸就叫叔叔，妈妈叫阿姨，或者装作不认识。有人问你，你说不知道，怎么吓唬你也不许说。我说“好”。装作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隔一段距离走。有人问“这是谁呀”之类的问题，我都按照父母教的说，从没有说过实话。

我说，对了，在敌伪面前就是要做两重人，心里是中国人，外表就得要顺从形势。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活下去呢！所以你就要学习这个东西，应当对日本人对坏人怎么说，对好人怎么说，对下级同学怎么说，都有区别，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我就教给他们这些。

现年95岁的夏世铎老人独居在上海寓所，耳聪目明，步伐矫健，接受采访的时候从来不靠着沙发背，腰板挺得很直，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1949年他把去台湾的机票卖了钱补贴家用，后来他的学生在台湾都做到“将军”了，但是他说他不后悔留在大陆。“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既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坦坦荡荡一辈子，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

战时烽火，尚有歇脚的地方，长大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出发的地方。

后来日本的飞机开始轰炸，武汉即将失守，大家眼看着炸弹往下掉，老是拉警报，都像难民似的。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也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就是不愿意做亡国奴，只有这么一个思想。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流亡剧团，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队。

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是中国抗日战争生活画卷的一部分,在当事人生活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上海沦陷区演艺界的点点滴滴,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不同选择、内心的尴尬与别扭,和暗暗的抗争。即使在晦暗难明的沦陷区,生活中也是不缺笑料的,就像乌云镶上的金边,究竟注目于鸟云,还是注目于金色的光缘，我们交由读者自择。

这里我们要说明，“驼峰航线”无疑是抗战历史上的一个壮举，1 500多名飞行人员在此尽忠职守，以身殉职。我们以往多注目于他们的英勇牺牲上。这篇文章中所谓“发财”的说法比较新鲜，从吕和声的亲身经历来看，这种情况当时的确存在。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但还是呈现出来，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长江奔流千里是因为沿途支流不断汇入，历史的车轮之所以前进，是因为目的不同的人都在向同一方向努力。然而对于置身于战争环境中的人来说，个人的体验是丰富而又多样的。

60年间，彭嘉衡从未忘却自己的华侨身份。他认为，华侨为抗战出钱出力，理应被祖国和世人所铭记。这些当年回国参军的华侨青年、在滇缅公路日夜驾车运输的南洋机工、踊跃为国家捐款的海外华人商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彭嘉衡在抗战的经历，多次在空中出击攻敌并获得战功，足称华侨抗战的典型。

我们出任务的话，都是互相交代。早上大家在一块刷牙洗脸，下午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个情况多了，心里难受。吃饭就寝几天难过的，后来看惯了，也不害怕，那时候怕死倒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