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许德珩(其他姓名见前,此略)32人呈为提出声明事。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干学生,力余商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且使我国果有法律之可
言,则凡居检察之职者,应当官而行,不畏强御,检察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而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钩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愤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以上三大不平,所谓“法律”字者,宁复有丝毫价值之可言!然五月九号学生等奉到钧
厅传票,十号即齐集候审者,岂甘受此不平之审讯哉?盖一以
卸校长保释出署之责任,一以避抗传不到之恶名。此两种原
因,在钩厅传讯时,学生等首先声明在案矣。今各校长已联翩辞职,同学又自行检举,情事变迁,两种原因,已不存在。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再此呈已于五月十五H上午十时呈递钧厅,奉前以小合方式,不能受理,改用刑事辩诉状,见示。学生等查刑事辩诉,系刑事被告人所用,不敢从命,理合声明。谨呈。

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因此我们可以为“五四运动”作定义如下：“五四运动”是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面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这种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
原来,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种群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要设法表达自已也许是无可避免的事。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的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的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例如17世纪,名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610-1695)就曾实际上主张过一种政治制度,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沦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枷。他并且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上古的“三代遗风”。
“五四运动”的学生们采取了这种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可以由他们出版物之再三强调此一观念作为证明。但是20世纪的学生运动和它们的传统模,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校”和”学生”二词在中国古时的用法,不同于五四运动时候的一般用法,事实上,也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制度已逐渐改向西洋方式时的用法。用现代的制度来比较传统的官办学校,大致从中学阶段开始,它们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这些学校同时具有供给官僚人才的贮备处和学习机构两种作用。因此,它们比起今日的学校来,人学的成年人似乎较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较少。这一些官办学校的成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切,又超过一般散布各地,在私人教师教导下年纪较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私塾由于它们多半是独立的,组织规模也比较小所以很明显地,
比起公立学校来,不太能够参加学生运动。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的私立或半公立的“书院”,有时候却对民意发生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