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相信而今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未成功。白居易曾在庐山建一草堂,其中有一丹炉,但是那座丹炉及丹锅在他接到朝廷任命为官之前一日坏掉。这就表示长生不死与享荣华富贵是不可同时兼顾的。所以人必须决定是在热闹场中过此一生,还是逃离此红尘世界而求长生。

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元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所以元大臣无一得以幸免。此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一八五)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一O九四)四月十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予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分类档案计有一百五十二卷。终于在建立元祐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

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
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就是所谓“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起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

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须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但苏东坡还是屡遭贬降,甚至遭到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容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霾低垂，丘阜便隐而难见。阴霾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雀尾炉。

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作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
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干战围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以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地模仿一段时期之后,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调,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伎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伎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伎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伎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意虚情,或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与女人之间的换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次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岀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烈,终至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

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