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自己对于这场对抗的认识体现出了一种天定论的特点,而这正是基于对1776年夏天的回忆。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加能够意识到,守卫纽约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仅仅是靠着纯粹的运气以及豪氏兄弟令人费解的克制才没有沦为一场大灾难。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美国的胜利描述为“标准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因为“一系列因素的连锁反应才会出现,而这样的反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尽管华盛顿并非笃信宗教的人,但是这场战争的头几个月让他深深地相信了天意,这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上天掌控着事态的发展。

随着战争不断推进,人们将看到亚当斯的分析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尽管对于华盛顿而言采取防御性(或者叫作底比斯式的)战略相当困难。之所以困难,部分是因为他自已热衷于主动出击,部分是因为他担心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军最终将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胜出。但是在此时的严峻考验中,最具效力的东西,还是大陆会议的领袖们为消除纽约军事败北的影响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论其观点是根据地缘政治、神学还是历史而来,他们都将美国独立的命运视为天定。即使个别观点有点似是而非,但是它们所基于的信仰却毫不动摇。豪氏兄弟严重低估了这种信仰
的深厚基础。

亚当斯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中学到的经验。当亨利·诺克斯对接连数次战败给大陆军士气所造成的影响表示忧虑时,亚当斯告诉他不要担心了,“一场愚蠢的恐慌的确从你的军队里传开,并一路传到了费城”,但是,汉尼拔也给罗马军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然而他从未能有效地利用它,最终输掉了战争。豪很可能就将成为美国革命中的汉尼拔。
因为就像汉尼拔一样,豪将发现,战斗的取胜并不意味
着赢得战争:“征服很容易就能实现,因为我们用尽全力就能实现征服—长久的征服却很难,因为我们只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守护征服的成果。”对于豪来说,占领长岛和曼哈顿将会把他的战线补给拖长到崩溃的边缘。“在他的军队被如此分割散布以后,”亚当斯预言道,“我觉得他今年差不多快走到头了。”豪获得的胜利越大,他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豪注定要一路胜利地走向失败更重要的是,亚当斯解释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底比斯( Thebes)人给美国人指明了方向。底比斯人在经历过数次美军在纽约那样的失败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以传统方式战胜斯巴达,采取防守战略会让底比斯军队“轻率地与希腊最强大的军队展开决战”。相反的,他们选择“不断地骚扰斯巴达,与之发生频繁的摩擦……通过持续的接触来获取经验、信心和勇气”。在纽约所受的羞辱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学习经历,它让美国人吸取了底比斯人两千年前的经验教训。因为像斯巴达那样的英国人必须赢得战争,而底比斯般的美国人要做的只是不输掉它。这种初步的认识通过纽约的艰难作战才被认识到,但是现在它将指引美国赢得最终的胜利。

简而言之,新闻界并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长岛的战斗或是大陆军内部的突出问题。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对于这项事业”的忠诚是如此彻底地战胜了一切对真相的传统定义,以至于新闻诚实几乎变成了叛国罪行。这样一来,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各州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在美国独立信念上的动摇,在纽约的亲英派则成群结队地志愿加入英军。偏激的美国新闻界完全掩盖了大陆军士气低落的状态。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正在输掉战争。

这一新的举动（征兵）反映的是,人们意识到了,纽约发生的系列事件让所有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都破灭了。正如华盛顿所说,赢得独立“不可能就凭一天的工夫”。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目前所面对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对于爱国热情的依赖,就像对于民兵的依赖一样,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了。“当人们被激怒,热情被激发,他们会迅速而欢快地奔向武器。”华盛顿以他最现实的方式说道。但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此时纪律和忍耐力代替爱国心成了获胜的核心因素。“身处组成大陆军主体的这群人中,要去期待他们受到的是利益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的影响,”华盛顿警告说,“那就等于是说,你所期待的是从未发生过、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大陆会议的决定代表了一份集体承诺,答应为华盛顿提供一支他认为对获胜来说必不可少的常规军。它也代表了份象征性的政治决议声明,即无论华盛顿的军队在曼哈顿发生过什么,美国的事业所具备的兵力来源都的的确确是永不枯竭的,这一信息足以给英国政府造成震动。

亚当斯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宣称事情本来会更加糟糕,来将伤害减至最小。他多少有些含混地辩称,如果豪氏兄弟在纽约战败了,他们]将会进攻波士顿,这样一来,损失也许会更加惨重。然后他又指出,英军的胜利果实过于巨大,事实将证明,这会成为他们的军事负担。“如果他们占领了纽约、长岛和斯塔滕岛,”他评论道:“这些区域都不是他们那支军队能够守得住的。”根据这一反直觉的思路,英军的每次军事胜利只会增加他们占领活动的负担,这暗示示着嬴得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输掉每一场战斗。像这样的论点表明,亚当斯无法承认战争中会有任何美军失败导致英军胜利的可能性。
事实是,大陆军的业余状态在长岛暴露得非常明显,所有关于美国的事业在道德上是多么崇高的陈词滥调都已经被职业军队的军事优势所摧毁。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需要亚当斯(正如华盛顿一样)去掩盖,甚至是对他自己掩盖。

《条约计划》真正具有远见性的贡献在于——除了1778年的法美联盟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将是中立。所有的条约,尤其是与一些欧洲强国签署的条约,在实质上将只会是商业性的,不会附带任何外交或军事方面的约定。《条约计划》是对中立和孤立主义立场的首次规范化,这种立场后来在华盛顿的离职演说( Washington' s Farewell Address,1796)中得到发
扬光大。这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官方放弃。

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根本分歧:第一,北方各州与南方
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地区对立;第二,大州和小州在代表权问题上的分化;第三,支持建立主权州联盟的人与拥护建立更为稳定的国家联盟的人之间的争论。所有这些政治和宪制问题将持续困扰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直到南北内战,而现在它们第一次被提上了政治议程。1776年7月末8月初,大陆会议就此进行了长达五天的激烈讨论。事实也证明,这是对美国历史即将到来的浓墨重彩的一章的提前预演。

在初步侦察了长岛沿岸之后,豪将军认为斯塔滕岛是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登陆地点。他的部队在7月2日这一天开始登陆上岸,而那天正好也是大陆会议就独立进行投票的日子;登陆行动在7月4日这天完成,而那天正好又是人们赞成通过《独立宣言》并将它向世界宣布的日子。由于正好遇上风云突变的独立投票,豪氏兄弟很快发现,他们们]备受关注的和平使者身份变得更加有问题,因为现在他们不能再告诫北美殖民地人民不要去走会招致毁灭的那一步,而是要告诉美国人(他们不会再将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同”这一思想明显是来源于约翰·洛克对于这种学说的规范化阐述,以及他随后在《再论政府》(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1688）中提出的“革命权”( the right of revolution)。而一个更为乌托邦的维度潜藏在《独立宣言》的第二段中,这一部分展现了杰斐逊的想象力。它预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它最终摆脱了国王、牧师,甚至政府本身。在这样的乌有乡里,自由的个体和谐互动,所有形式的政治压迫都已毫无必要,因为它们都已经被自愿地内化了。人们追求了各自理解的幸福却毫无冲突,某种形式的社会公平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如林肯所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理想世界,它绝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而只能被接近。每一代美国人都有义务将美国向这个目标的完全实现推进一步,正如林肯的行为所昭示的那样。所谓美国梦,也就是更为广泛的杰斐逊的梦,它深植于在美国历史最喧嚣嘈杂的时刻被写下的文字中,它的作者是一名极度渴
望到达彼岸的理想主义青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先前殖民地联盟的新的州政府最终都被掌控在那些全力支持北美独立的忠实爱国者手中。这并不是对全体大众意见的准确反映,全体大众意见更为分化。也许在哈德逊河以南有少数人只是期待着这场危机早日结束,所有军队都消失无踪,然后他们就能有滋有味地继续他们的平静日子。但是在当时,对政治的掌控依赖于那些有着更高积极参与意识的地方领导与市民。如果要相信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转变以及接下来对“这项事业”的参与,不过只是被乔治三世那些没有商量余地的政策和迫近的英军舰队及外国雇佣军逼迫的结果。

发动人民起来投票,差不多只能得到模棱两可或者各说不一的回应,或者是更糟的情况,即一团混乱的杂音。

尽管亚当斯将《关于政府的思考》仅仅当作一份
“匆匆写就”的“粗谈浅论”,但是它却代表着他提出了一个英国式的“混合制宪法”( the English“ mixed” Constitution)的共和制版本。各州政府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按照英国模式而来的执法部门、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但是它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君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同时它也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上议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或参议院—这明确声明了,政治权利是从“人民”这一最初源头自下往上流动而不是从国王手中自上往下流动。
他也特别强烈地反对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提出
的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代表“人民”意愿的庞大单院制议会的方案。对于亚当斯而言,“人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着多种声音和多副面孔的东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机构之中。他认为,潘恩相信一个和谐而同质的大众集体的存在,这不过与有的人相信能有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存在样,都是一种妄想。亚当斯的公式中蕴含着两个互有重合的原则的早期雏形——制约平衡原则与三权分立原则——这两个原则将成为11年后的邦联宪法的核心特征。”

杰弗逊曾说：“一切经验都显示，人类更易于在邪恶能够被忍受的时候去忍受邪恶，而不会通过废除他们已经适应的习惯来改进自身。”

有两种信念此时也产生了冲突。第一种信念是,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是不可战胜的。而结果证明,这是真的。第二种信念认为,北美独立之事业[通常被当作某种半神圣魔咒一样的“这项事业”( The Cause)]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证明,这一点更是真理。